【新冠肺炎】苏丹的统治危机:埃尔多安会输给疫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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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权力路始于1994年的伊斯坦布尔,当年他以市长之姿,写下政治生涯序章。2003年,49岁的埃尔多安出任土耳其总理,接着一鼓作气连任三届,并于2014年成为土耳其首任民选总统。2016年,土耳其爆发流产政变,埃尔多安趁势收拾尾大不掉的军队,接着又在2017年推动修宪公投,废除总理之位,使土耳其正式转型为总统制,也让自己登上权力顶峰。

在埃尔多安执掌国政的17年内,土耳其经济蓬勃发展,并逐渐摆脱军队干政的阴影,埃尔多安不仅被冠以“现代苏丹”之名,也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词。然而2018年的里拉重贬引爆外债与金融危机,即便埃尔多安向民众信心喊话:“虽说外国投资者有美元,但土耳其人有真主”,却依旧在2019年的地方大选失去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大城,打击不小。

埃尔多安执掌土耳其国政17年,素有“现代苏丹”之名。(AP)

如今的土耳其是新冠肺炎第七大疫区,截至4月26日为止,全国已有107,773人确诊、2,706人死亡,政府因经济考虑而未敢封城,只能透过免费配发口罩、建立方舱医院、加强病毒检测能力来控制疫情。但即使如此,病毒仍会重挫土耳其经济,进而在埃尔多安的统治基础上,留下难以治愈的鞭痕。

一切始于里拉重贬

回顾新冠疫情前的土耳其,正是经历里拉重贬的劫后余生。这场浩劫的导火线虽是美国制裁,却也有“埃尔多安经济学”的作用在其中。

在埃尔多安任内,其主打低利率的经济政策,同时辅以招揽外资、挹注基础建设等措施,使得市场高速运转,同时带动土耳其经济飞速成长。由数据观之,2003年埃尔多安刚上台时,土耳其的GDP尚停留在3,118亿美元;2018年危机爆发时,则已飙升至9,098亿美元,排名世界17。无独有偶,2003年的土耳其人均GDP只有4,718美元,2010年时便已突破10,000美元大关。

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土耳其的经济数据看似耀眼,却暗藏内生危机。首先,经济过热本就容易引发通胀、资产泡沫与经常账赤字,2016年土耳其的经常账赤字已有331亿美元,2017年又上升至473亿美元,2018年则已攀升到516亿美元,为世界最大的经常账赤字之一。

此外,埃尔多安经济学主打的并非只有低利率,还有政治对经济的高强度介入。在埃尔多安执政期间,其以“央行不能特立独行、无视总统”为由,屡屡插手金融体系,强迫央行随自己的喜好降息,以配合政策并收买民心,更标举伊斯兰主义话语,称加息为“宗教禁忌”、“叛国行为”。以上种种除会严重干预金融体系外,也令市场长期处于不自然过热状态,这时倘若再出现颗偶然的火种,便容易引发市场不稳因素的连环爆。不巧的是,经济制裁恰好就是这类角色。

特朗普于2018年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将其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升为两倍,随即导致里拉重贬20%。(AP)

2018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将土耳其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升为两倍,随即导致里拉重贬20%,逼近崩盘。而市场的后续反应也恰如推倒多米诺骨牌般,一发不可收拾:外债危机、债务违约接踵而至,通膨与失业率宛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将土耳其崛起与埃尔多安一同撞下神坛。

在疫情蔓延前,土耳其便已经历近两年的货币疲软、高负债、外汇储备减少与高失业率惨况,经济与金融体系本就脆弱不已,却又遭致疫情打击。如今的土耳其是旧伤未愈、新伤又增,即便埃尔多安为保护经济而避免封城,却依旧难挽旅游业产值蒸发、里拉狂跌的事实;而疫后的高失业率与产业空洞,想必也会是场难缠的经济硬仗。

从土耳其之子到后新冠政治

而在新冠疫情前,埃尔多安的执政生涯并非从未遭遇挑战,只是其往往能化险为夷。

为解决军队干政问题,埃尔多安首先拉拢伊斯兰领袖葛兰(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好藉其威望来分食军队在民间的影响力,再多次以"民主改革"之名,暗中将军队在文官系统内的势力连根拔起,同时架空多名高级将领的实权。2016年,土耳其发生疑似自导自演的流产政变,虽说整起事件真相未明,但埃尔多安仍趁势进行政治清洗,整肃范围遍及学界、媒体界、司法界与军界,导致有十几万名公务员、军人与学者被迫去职,军方辉煌可谓一去不复返。

2016年,土耳其爆发流产政变,埃尔多安随后发起政治清洗,共有十几万人受波及。图为埃尔多安支持者在2019年齐聚,庆祝未遂政变三周年之景。(Reuters)

而当初被用以制衡军队的葛兰势力,也早在埃尔多安站稳脚跟后秋扇见捐,不仅一夕沦为反政府组织,也备受土耳其公权力打压,相关人等尽皆入狱。这些年来,埃尔多安收编军队,打压葛兰与文官体系,可谓扫平国内所有反对势力,尽管政坛上仍有反对埃尔多安的政治人物,却大多不成气候。若非遇上里拉重贬,或许苏丹宝座还能再稳固些时日。

2019年3月31日,土耳其举行里拉危机后的首次地方大选,果不其然,埃尔多安尝到了惨胜的苦涩。在全国81大省中,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虽仍维持多数统治,但只拿到39省的执政权,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许多;更被共和人民党(CHP)连下三城,夺去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与伊兹密尔的执政权。平心而论,土耳其人并非真对CHP有所期待,而是不满埃尔多安的经济表现,故而将选票一股脑地灌给反对党,这才给其崛起机会。

而在新冠疫情下,埃尔多安与CHP的对峙再次升温。以封城措施为例,出身CHP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ğlu)要求中央对伊斯坦布尔封城,但得到的回应是:“政府必须确保产能,且倘若民众能自主居家,便无封城必要”,明显是让对手碰了软钉子。

伊马姆奥卢在2019年击败正义与发展党候选人,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图为其胜选后对支持者挥手致意之景。(AP)

此外两人甚至连募捐都能互别苗头。伊马姆奥卢于3月底发起“我们会一起成功”的募款活动,呼吁大众救济底层人民;然而埃尔多安也发起了性质类似的“全国团结运动”,并带头捐出7个月的工资,接着宣布“我们会一起成功”为非法募捐活动,进而冻结此账户。然而双方的斗争,民众都看在眼里。

据麦肯咨询集团(MAK Consulting Group)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约有6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抗疫政策“成功”,有24%的受访者认为“不成功”,显然埃尔多安的策略仍有一定市场;但再细问为何成功、为何失败时,民众的答案也很实际: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于疫战中最成功之处,就是提供免费治疗与配给口罩,但最失败处则是阻止市政当局举办募捐活动。

这场疫情不仅重挫土耳其经济,也加剧埃尔多安大权旁落的焦虑。病毒入侵国界后,权力洗牌的号角也同时响起,于埃尔多安而言,此次风浪或许大过里拉重贬,却也暗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契机。苏丹能否攻克2023年的总统大选?或许疫情就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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