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当疫情入侵圣地:沙特如何与病毒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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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沙特而言,近来正是多事之秋,既要应对石油战,也得防堵新冠疫情扩散。截至4月29日,沙特已有20,077例确诊、152例死亡,这在中东乃至世界,都还称得上可控案例,此般结果自是有赖于沙特的超前部署。然而疫情对沙特的真正冲击,却远在人员伤亡之外。

沙特是此次疫情中,防疫成果较佳的案例。(AP)

超前部署与大刀阔斧

早在新冠疫情前,沙特已于2012年起定期遭遇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侵袭。此病毒往往是藉骆驼、骆驼产品、感染患者传递,即便传染性不强,却仍导致1,029例感染、452例死亡,致死率高达44%。故沙特一直以来都不乏与冠状病毒搏斗的机会,只是今年换上了新对手。

3月2日,沙特验出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是名自伊朗返国、在巴林转机的沙特公民。然而在此之前,沙特已于2月6日宣布禁止公民和居民前往中国旅游,并停飞中沙直航,更在 2月27日公告暂停穆斯林至麦加与麦地那两大圣城的副朝(Umrah)。

沙特早在零确诊阶段便宣布暂停副朝,以避免境外病例输入。图为众人围绕麦加天房行进之景。(AP)

相比于伊朗挣扎至3月16日才宣布封闭库姆的清真寺,彼时全国已有高达14,991人确诊、853例死亡;沙特倒是相当果断,在零确诊阶段便自我限缩宗教活动。两者反应之所以如此不同,与彼此的统治正当性有关,即取决于“封闭圣地”是否牵涉政权存亡。

对伊朗而言,其社会阶级分化严重,中产阶级与精英过着世俗化的生活,并不执着于做礼拜与朝圣,但底层人民多以此为人生依归。而近年来伊朗社会愈发不稳,中产与精英厌憎宗教禁令与压抑的政治氛围,底层人民则苦于凋敝经济,政府位处其间,既要遏制反对势力,也得小心讨好群众,自然不敢随意封闭清真寺,以免触怒底层人民。

反观沙特,虽以瓦哈比为主要宗教意识形态,但其更多是作用于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场域;人民虽需遵守性别隔离、不得饮酒等一系列宗教禁令,却未必视开放朝觐为政府的维系之本。在实际生活层面上,沙特因石油而累积了大量财富,导致全国有超过一半民众依靠政府提供的公共部门冗职过活,这或许才是人们对政府最直观的支持来源。故而沙特能较无内部罣碍地封闭两圣城。

瓦哈比主义是沙特主要的宗教意识形态,且渗入国民的生活各面。其规范相对保守,且对女权有诸多限制。图为2018年沙特开放女性驾驶后,沙国妇女开心合影之景。(Reuters)

此外沙特于3月8日宣布关闭全国教育机构,同时对东部的卡提夫省(Qatif)实施宵禁,彼时全国虽只有11位确诊案例,但卡提夫为沙特什叶派的集中地,与伊朗往来密切,故沙特可谓先下手为强;3月14日,全国餐厅消毒,游乐园和娱乐区也尽数关闭,政府更下令禁止所有社交活动,包括葬礼和婚礼;3月15日,除药房与超市外,所有公共场所一律不得开放营业;3月19日,宗教当局取消在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清真寺的每日祈祷与周五聚礼,此禁令随后扩及全国清真寺;3月20日,沙特封国禁止外人入境,同时暂停所有国内航班、火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营业。 截至此日,全国不过344人确诊。

由沙特的反应可看出,一来其相当畏惧疫情失控,二来其不似土耳其、伊朗等,因担忧经济而未敢停工,毕竟石油矿藏得天独厚,沙特可将其转化为经济收益,用失业补助、福利津贴等赢取民心。故3月24日起,其又加码宣布全国宵禁,所有国民不得于19点至凌晨6点间外出。这时全国也不过767例确诊。

逐日增长的筛检能力

除了积极杜绝感染外,沙特的防疫力道也体现在医学表现上。除了通过固有的健保体系提供免费医疗,沙特政府也在4月派出150个医疗团,奔赴各市主动筛查,以发掘潜在感染源。在无数医护人员努力下,沙特已进行超过500,000次筛检,截至今日,在20,077例确诊中,共有超过82%的患者是通过主动筛查验出。

4月26日,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沙特王储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通话商议后,沙特国家统一采购公司(NUPCO)与华大基因(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签署价值2.65亿美元的医疗合同。在此框架下,中方将向沙特提供900万盒病毒试剂,并派遣500名专业技术人员赴沙建立6座病毒检测实验室,同时培训当地医疗人员。此一工程完毕后,沙特的病毒检测能力将可上升至每日60,000次。

中沙领导人通话后,双方签订医疗合同,沙特的检测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图为沙国王储萨勒曼于2019年访华之景。(新华社)

无独有偶,除了自中国进口试剂外,沙特也同时从美国、瑞士和韩国输入测试套件和化学试剂,届时沙特的测试量预计将上升至1,45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40%以上。此外为避免第一线医护人员遭大规模感染,沙特已让机器人医生投入检测工作中,其配有听诊器、耳镜、护目镜与内置摄像头,有助于医护人员自远程判断患者的基本健康状况,减少接触风险。

综观沙特在医疗上的种种举措,应可将疫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病毒真正冲击的,却是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

对伊斯兰话语权的冲击

如前所述,与其余穆斯林国家相比,沙特的防疫反应可谓相当迅速。埃及著名宗教学院艾兹哈尔大学直到3月下旬,才勉强建议穆斯林无需前往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以免发生群聚感染;但沙特早在零确诊的2月便宣布暂停副朝,接下来是否宣布取消今年正朝(Haji),则尚在研拟中。

由公共卫生的角度观之,沙特此举自对防疫有利,却也需付出经济与政治代价。首先,朝觐每年可为沙特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收益,但倘若世界疫情持续延烧,即便沙特自我防控良好,为避免境外输入,也只能继续封闭圣地,以免前期耕耘功亏一篑。如此一来,便势必得放弃朝觐的经济利益。

此外,沙特封闭圣地之举,也会在无形中削弱其宗教话语权。放眼现下的伊斯兰世界,多极化的潮流正在涌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沙特力行“伊斯兰大团结”的外交政策,透过各式慈善组织、宗教学校、奖学金等计划,向整个伊斯兰世界输出瓦哈比思想;然而这股力道,却在近年遭遇了阻碍。

在海湾地区,卡塔尔是穆斯林兄弟会最大的赞助者,即便为此触怒沙特与埃及,也在所不惜,甚至还在阿拉伯之春后加大赞助力道,并把招揽的双手伸入叙利亚自由军阵营;阿联酋则偏好赞助海外苏菲团体,尤其用心经营非洲大陆上的苏菲派,时常邀请该区知名苏菲学者前来出席会议。

而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也有所着力,其不仅出资修缮苏联时期拆毁的奥斯曼清真寺,也负责组织该区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伊朗则更是积极,这些年来,德黑兰的呼喊传入与印度尼西亚、波斯尼亚等地,以输出软实力、推广波斯文化之名,逐步建立自己在宗教领域的话语权,更支持也门、伊拉克、黎巴嫩等地的武装势力。

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上述挑战未必能颠覆沙特现有影响力,毕竟沙特已成功将反苏菲、反什叶派等宗教理念主流化,并在许多国家播下圣战的种子,此般成功经验实难复制。但沙特地位逐渐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穆斯林诸国虽皆重视朝觐,却也因近年的沙特政经影响力变化,而渐有政治化之举。例如突尼斯、利比亚等地的伊玛目便以“沙特介入也门内战屠杀平民”等缘由,要求国民抵制朝觐。

疫情之下,空旷稀疏的麦加天房。(AP)

此次疫情下,沙特带头封闭圣地、超前部署,却少有穆斯林国家仿效,反而多在封闭清真寺与否上陷入胶着。原因一来是因各国皆有自己的苦衷与软肋,二来则是沙特已非穆斯林的唯一领导,自然没有一呼百应的荣景。而一旦缺乏人流支撑朝觐,沙特所谓两圣地监护人地位,便也自然不再尊贵。疫情既揭露芸芸众生的各行其是,也无疑加速了伊斯兰世界的多极化进程。那空无一人的麦加天房,既是沙特的疫情脚注,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碎片化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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