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新冠肺炎如何改变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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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这只2020年伊始飞出的最大“黑天鹅”,正在深刻且全方位地改变世界,而且有些变化还在继续发生中。抛开每个国家防疫情况铺陈以及舆论场上的口水战,这次疫情也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一些关键命题的契机,比如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接受本刊专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此为访谈第一部分。

多维:疫情刚发生时,你就在思考有关疫情带来的转型契机的问题,能否具体谈谈你的观察与思考?

吴启讷:瘟疫曾经改变历史,从某种角度看,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等近代现象,都是瘟疫的产物。这次疫情,让我们得到一个检视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乃至自由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转型这些议题的机会。

英国感谢医护人员游行活动现场。(AP)

先从资本主义讲起。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源头其实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最早脱离血缘政治传统,发展出官僚、郡县制度,具备了政治上的现代性;同样,早在十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国也在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上,发展出城市生活、市场经济和复杂的财政、金融体系,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萌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个源头在欧洲。这两个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大的差异,中国的原型资本主义是从中国的农耕经济发展而来的,它延续了农耕文明的“深耕”精神,成为偏重发展内部市场、发掘人类经济潜力的经济体系。当然,这个经济体系一直没有机会发展成熟。

西欧的资本主义则拥有游牧经济的基因,这使得萌芽期的西欧市场经济就与海上贸易乃至海盗经济有密切关联,而西欧型资本主义在此后爆发成长的关键,在于向非、亚、美、澳的殖民。西欧型态的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推行殖民主义的过程,都包含游牧生产方式中的掠夺文化,所以这种资本主义是一种掠夺型的资本主义。随着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迅速扩展,不要说非、亚、美、澳的自然经济不是西欧型态资本主义的对手,源于中国内需市场的资本主义在整体资源上也完全无法与殖民掠夺的资本主义匹敌,这样,在18、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殖民化过程当中,西欧型资本主义就进一步掌控了世界的资源,决定了世界的经济形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掠夺型的资本主义倾向于压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来它的源头还是北宋的资本主义。

这次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浮现了一种情形,就是,全世界大概都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前资本主义状态。病毒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也不受经济形态的约束,它所带来的,基本上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原始的生存问题。这个原始问题很公正,它像上帝,无偏无私,这种情形下,哪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形态能够比较有效地应对疫情,结果一目了然。传染病、瘟疫,在历史上也有过很多次,几乎每次都把一些事打回原形。

多维:这次新冠疫情并不会让政治、经济和社会回到最初的起点,但凸显了一个人类在面对自然时,所要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至少让资本主义在这里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考验。

吴启讷:没错,这个考验,也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是后冷战时期的显著标志之一,但它却不是一个全新现象,在人类的历史上,早就出现了全球化的现象,早期的全球化也是从中国开始的。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群体和游牧群体本来有长期对峙的关系,这种对峙关系在元朝消失了,元朝透过对于农耕区域的征服,统治了中国,也统治了草原,同时把很多中国以及草原的因素带到整个欧亚大陆,这样就出现了早期的全球化。没有早期全球化当中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对,近代世界不会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元朝之后,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从16世纪开始,明朝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当时的高技术产品,在比元时期范围更大的世界贸易中将大量白银引向中国。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早期的单纯掠夺型殖民经济与当时中国的高技术经济同时进入全球贸易,且相互连结的现象。

19世纪的全球化,是20世纪末期全球化之前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这一次全球化跟目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都是由西方主导的,都与上面提到的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有直接关系。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是以殖民主义为前锋,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榨取,成为资本主义的重大动力,驱使它持续掠夺殖民地的原物料和人力资源,又将殖民地化为倾销市场,这种形态实质上持续到20世纪末期的全球化过程中。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无疑可以算是当前这次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国不是主导者,而主导者还是以美国、西欧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力量。

这次疫情爆发后,全球化的动能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恐怕会大幅减速,有些区域或部门甚至可能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会不会停止?我想不会。我们看到在这次全球化的后半段,动能最高的国家是中国,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我觉得也不妨从历史的角度把它视作“源于中国形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拥有西欧型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潜力和动力,它有可能在疫情过后发展出一个新型态的全球化。

这个全球化跟之前全球化的差异在于,首先,它不再是由西欧、北美主导的,而是由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其次,这个全球化可能无法复制之前全球化的成长速度和经济奇迹,因为它无法再像之前的西欧、北美那样,对于资源与人力做大规模、无节制的压榨,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温和、缓慢,但是它将长期维持持续性的成长。

新的全球化很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可以调整之前由西欧、北美主导的两次全球化当中的弊端,而调整的焦点之一,恐怕正是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掠夺型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开始的那场全球化,包含人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极限式压榨,这种压榨一开始看不出来有太大的问题,当时地球对于人来说还很大,持续一段时间后,看起来还提升了人类的福祉;其实近代的中国也曾很兴奋地接受西方的观念,还用中文旧典“人定胜天”为这个观念背书。可是在现实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紧绷,人们才逐渐发现人没有办法真正的胜天,天,也就是大自然会报复,报复是很激烈的。

哭泣的地球。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多维新闻网)

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怀疑,爆发在20世纪后半期、21世纪前期的这些新形态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跟当前全球化的几个方向都有关系。第一个,是全球化造成人和自然关系的大幅改变。人主导自然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主导超过了生态平衡的极限,平衡打破后,灾难必至。第二个,是全球化造成全球范围内,人与货物的大幅度流动,仅仅比照一下20年前全世界飞机航班、航空旅客的数量,跟今天的这个数量,就会发现惊人的变化。中国内部的航空、高铁的兴起是更加明显的例子,促成了全中国范围内的空前人口流动和物流规模,中国事实上是从一个“固定的国家”变成一个“流动的国家”。这样巨大的改变,一定会进一步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当然是不是只有中国人发现了这个问题,也不是只有中国人提出“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议题来回应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其实西方也发现了,其中美国也发现了。但,美国人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所设想的解决方案,或者说理想中的世界,还是要由美国人统治,但是世界人口应该是要比现在少很多,最理想状态是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美国这种想法里面包含了对中国经济成长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人不能过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中国人过了那样的生活,美国的地位就不保了,因为地球的资源不能够保证大家都过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这样的想法是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直言不讳地提出来的。这让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思考全球化弊端的思路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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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多维CN》057期(2020年05月刊)对话栏目《新冠肺炎如何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再思考》。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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