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新冠肺炎如何改变世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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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这只2020年伊始飞出的最大“黑天鹅”,正在深刻且全方位地改变世界,而且有些变化还在继续发生中。抛开每个国家防疫情况铺陈以及舆论场上的口水战,这次疫情也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一些关键命题的契机,比如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接受本刊专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此为访谈第二部分。

多维:中国思考全球化弊端的思路,是要把经济发展的一部分重点转到生态平衡方面去;而美国的想法可能是竞争性的,而且从历史上看,美国也有转嫁矛盾和危机的惯性。更深层次来看,其实是由文化属性决定的。

美国疫情目前仍在爆发式增长。(新华社)

吴启讷:这种竞争性想法的来源是什么?这样就到了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源头是西欧,他们对人群做了分类,划分了人群之间的界限之后,在人群同土地和资源之间做了必然连结,从这里发展出整套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体系。种族主义、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这次新冠疫情,西方仍用“民主”/“专制”、“现代”/“落后”的后殖民和东方主义框架看待并不受意识形态及政治因素制约的病毒,相当于直接套用西方主导的人群之间的竞争模式来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简化,不会出问题吗?

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动力就是竞争,这跟中国传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传统当中没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这个传统当中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叫做“天下观”。 “天下”固然有一个核心,就是认为中国王朝本身具有统治的正当性,是统治的核心,然后要把这套统治的理念普及到所谓天下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哲学和统治理念不是竞争性的,统治者认为既然我的统治理念是合理的,那我应该对世界上所有人都平等。当然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这种想法并没有真正实现,但是这个理念长存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以至于影响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芽,是针对于西欧民族主义所带来一个发展阶段,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所做的一个反映。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到了亚洲,破坏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治秩序,日本也加入了破坏者的行列。“天下”秩序解体后,中国的利益和内部的政治传统遭到进一步压缩,这种压缩必然造成反弹,让中国人想要模仿西方的民族主义,做出一个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不过,中国民族主义先天不足,后天不良,近代中国的国族形塑,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完成。

中国民族主义先天不足之处,从一个角度看,在于始终把民族主义的目标定在原来天下观的目标里面,以至于看世界的时候就有一个特殊的角度,也即永远站在中国为中心的角度。中国中心的真正内涵,不在于一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损人利己,而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认为全世界想法一定跟我一样。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清朝中期以前会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清末以来就觉得,世界上哪里都好,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受苦的地方,那么,更应该无条件地接受世界,接受外界帮助中国进入世界民族的体系。显然,这种想法没有看到民族主义的竞争性内涵,违背民族主义的内涵核心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民族主义理想化,将民族国家天下化。

近代中国也遭到殖民主义的侵害。殖民主义除了把中国一些地方变成殖民地,比如说台湾、香港、澳门、东北曾变成殖民地,其他地方可说是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可以说整个中国都处在被殖民的状态。这种情况让包含台湾、香港以及大陆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留下一种后殖民情结,这种情结体现在认定西方、日本这些殖民宗主国在社会发展上比较进步,在价值上也比较进步,因而产生了羡慕乃至于崇拜的心理。冷战前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助长下,西方主导的文化全球化更扩大了这种后殖民情结。

对西方的真诚羡慕,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出现了严重断层。清末以来,多数中国知识菁英主动摒弃传统知识体系,迎接西方“新知”,但由于缺乏中国以外的生活经验,缺乏对西方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深度认知,使得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接受了一种“半调子西学”。国民党和共产党曾试图用集体主义来纠正知识分子的这种偏向,但反而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分子西化欲望,并以传统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作为反击武器。后殖民情结、天下观留存下来的中国中心主义与个人对集体的反抗三者的奇妙结合,形成一种特殊形态的民族主义,目前或许可以把它称作“逆向民族主义”或者“反民族主义”。

从这次疫情,也可以看出过去30多年来中国知识界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想要在全球化当中找到中国人的位置,这个倾向在30年前那部拥有广泛影响的纪录片《河殇》当中有所呈现。《河殇》认为中国的文明本身是落后、陈旧的土地文明,它必须要走向进步的海洋文明,就是西方式的文明,这个想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受到《河殇》影响的一代知识分子,今天主导着中国大陆各个部门、行业,他们当中的多数都认定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一致,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对中国是悲天悯人,想要帮助中国人民脱离苦难,中国自身做得不好会连累世界各国,而这个想法在疫情发展的前期非常明显。

而当我们发现整个西方出现大规模疫情而没有控制能力的时候,在全世界为西方辩护最有力的,正是中国这一群受到《河殇》影响的知识分子,这种理念的源头就是前面所讲的逆向民族主义。讲到个人主义,不由得想起疫情中的一种现象,很多中年的中国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欧美留学,疫情爆发后,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和欧美国家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在情感上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其实这种思维很有中国传统色彩,血缘家庭的在个人心目中的地位超越抽象的“民族”、“国家”。事实上,这种链接逻辑,在西方并不多见。

多维:你提到中国的逆向民族主义很有意思,这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对比,互相之间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具体该怎么理解?

吴启讷:对比很鲜明。冷战之后,西方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大幅增强。在冷战背景下,西方坚持两项价值,一个是整个自由、民主阵营与共产阵营的对抗,这里面还包含一些理念;另外一个就是各国的民族利益。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这一部分减弱了,但民族利益这一部分增加。所以在西方各国这些年的各种政治表述中,民族利己这种政治主张和举措变得越来越明显。

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全球资讯传播当中,出现了一种与传统严肃媒体的内容、风格平行的资讯传播和知识体系建构。这种平行资讯传播一方面包含一些传统的内容,这里面大家可以严肃讨论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制度的问题,但也包含民族主义情绪主导下的攻击、漫骂,其中所依据的很多资讯完全出自意识形态背景下毫无依据的想象和臆造。这种平行的资讯体系、平行的知识体系,借由社群媒体的扩散,影响越来越大。近十年来,真正主导全球舆论的是后一种,传统媒体的受众日趋减少,新媒体受众接受的是不断民族主义化的平行资讯体系、平行知识体系的影响。

跟中国逆向民族主义的现象相比,中国以外强烈的民族主义趋向显示,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正在步步接近成功。不过,这个趋势在新冠病毒疫情到来之后遇到冲击。新冠病毒是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影响的意外因素,当然我们刚才也讲过这个意外也并不意外,它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过程中掠夺地球资源所造成的结果,其中也可能有文化全球化扮演的角色。

中国疫情得到控制后,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援助。(AP)

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民族主义这三个议题最终要归结到哪里?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最近接受媒体访谈时说,西方制度当中,民主的品质在冷战之后大幅下降了。他的描述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整个政治的品质有什么评估的标准?

在过去19世纪、20世纪以来,所有的政治都被民族主义化以及意识形态化,政治里面很多的技术因素都被加上一种政治描述,让我们没有办法认清,政治究竟是在做什么?其实政治本身有很重要的一个所谓政治的能力,就是怎么样把政治做好,怎么样做就不好。这个严肃的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其实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因为所有的讨论一定又回归到了意识形态里面。但是因为病毒本身的盲目,为我们提供一个空前的契机,政治的品质是好是坏,政治的能力是好是坏,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病毒的检验。这个检验,当然不能简化为说死的人少就一定是好的,死的人多就一定是不好的,但至少可以说明,人死得多是不够好的,可以让人死的少是比较好的,我想这样一个评估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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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多维CN》057期(2020年05月刊)对话栏目《新冠肺炎如何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再思考》。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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