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直面全球化“熔断”时刻 风暴中酝酿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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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反对全球化的人来说,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由。《经济学人》(Economist)一张本来是表现如何阻止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封面照片,流传到网络上,被解读成了一张暗示全球化走向穷途末路的照片——很多国家“关闭边境”,更多人还发现全球制造业的脆弱,供应链并没有做好应对大型流行病的准备……

《经济学人》刊发的文章预计,“病毒给了那些反对全球化的政客以理由,各国可能跟随美国向内转变并关闭边界,工业全球化进程或许会退缩。”还记得2019年初,有经济学家就用Slowbalisation(慢化)来表达对全球化未来前景的失望。而后贸易战、脱钩论,如今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给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重重一击。此为第四篇。

但,如果冷静想一想,这次疫情或许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反思全球化的契机。多维新闻就此将推出系列文章,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两国分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全球化当前面临的问题等角度剖析时至今日,全球化到底经历了哪些变化。

受疫情冲击,工厂关闭,经济停摆,美国的失业率猛增。(AP)

新冠肺炎疫情正逐步冲击美国经济多个领域。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停工和供应链中断,美国制造业开始体会到疫情带来的痛楚。3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环比下降至49.1,只是一个开始。当月,新订单指数为42.2,创2009年3月以来新低。就业指数更进一步滑落,连续数周新增失业登记人数超过600万。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在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上表示,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immediate expensing)。按照他的解释,这样就“等于我们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鼓励美资企业将工厂回迁至美国本土,确实是一个可以解决美国本土经济下滑以及失业率高企的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美国的综合制造的成本高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而且美国当地也缺乏对应的制造业人才及配套的产业链。更关键的是,中国既是世界工厂,有着完整的产业链,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对于企业来说,生产靠近市场往往更具竞争力。因此,对于美资企业来说,100%补贴其回迁美国的费用,并不具有吸引力。更何况中国疫情已经得到很好控制,而美国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之时,这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另外,目前这只是库德洛的个人建议,不太可能上升到政府政策层面,毕竟100%的补贴美资企业回迁费用也是一大笔支出。由此,有人大肆渲染“中美经济脱钩”,也着实不必大惊小怪,如同这样的结构不能一朝一夕形成一样,这个“游戏规则”也不是说变就可以变得了的。其实,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也一直在推动“制造业回流”,但实际收效甚微,更多的美资企业仍然还是会从自身的利润出发,就是那句“这是市场决定的”。

还是用数据说话吧。即便是在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的2019年上半年,有数据显示,美企在华投资达到497亿元人民币,较过去两年同期还增长了1.5%。而2019年8月底,据英媒报导的一项调查显示,2019年有87%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没有搬迁或者转移业务的计划。此外,几乎所有还在中国运营的美企均表示,中国市场还有许多盈利的空间。

2019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其会员企业的一项最新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企业表示他们中国业务盈利,且中国业务利润率高于总体业务利润率的受访企业比例从2018年的38%增加至2019年的46%。同时,大部分企业表示,中国业务收入在过去一年继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业务是否盈利这一调查,有97%的受访美企连续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两次调查中表示盈利,这也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姑且不说,“去全球化”显然并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只要资本逐利,都不是个别政治人物动动嘴巴就可以改变的,还是先看看,特朗普一直标榜美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那么“去全球化”,美国的后果是什么,美国是否会获益?

世人都知道,美国“剥削”世界经济是靠着美元金融霸权,美国企业才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美国股市才得以呈现大牛市。一旦去全球化,首先是美国公司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增加,低利率政策遇到挑战,处在高位的美国股市也维持不住。正如前文所言,美国经济无法摆脱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的局面,特朗普的思路是制造业回流,减少贸易逆差,但要减少贸易逆差,除非美国能把财政赤字降下来,不然一旦美国没有贸易赤字,相当于没有了外国给美国贡献的储蓄,美国经济就会出大问题(实际上美国经济目前维持着一个平衡:投资+财政赤字=储蓄+贸易赤字)。

特朗普喊著刺激美国“再建设”、“再工业化”、“再就业”,但若强势逆转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削弱美国产业竞争力,使减税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最终损伤就业,损害普通民众利益。更关键的是,从中长期看,有效需求不足、新动能乏力、劳动力成本高企、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以及政府债务飙升等结构性问题,仍是制约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深层因素。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革,从长远看,“美国优先”恐怕增加了美国在世界深刻变革中掉队和成为输家的可能性,最大受害者可能就是美国自己。

当然,去全球化对中国不是没有影响,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一旦没有了美国的需求,中国的产能就会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下降,会造成外贸和出口企业倒闭破产、人员失业,GDP增长速度下降。2008年次贷危机,就已经实践了一把。次贷危机后,全球受到美国金融泡沫破灭影响,中国作为重资产重产能一方,自然受到很大冲击。近年来,中国坚定推行“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其原因所在,就是2008年中国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冲击出台大放水政策的后遗症。

去产能的过程是异常痛苦的。当产能大于需求时,就会出现危机。如何控制好“度”,是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考验,也是中央政府需要持之以恒做的事情。

好在中国过去几年一直在努力提振内需。近几年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已经降到相当低的水平。美国需求下降会导致外向型企业损失惨重,但应该也不是过不去的坎。

不易察觉的变化

马克思(Karl Marx)说,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当舆论界还在激烈“厮杀”着要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时,一些事情已经在发生。

中国市场在疫情冲击后正逐渐恢复元气。原本部分舆论以为,中国的产业链因为疫情会被其他国家抛弃、中国会与世界经济被动脱钩,但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扩散,其他国家出现了大面积停工,中国反倒成了避风港,成为世界上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

进入3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复工复产的状况冷热不均,很多企业由于欧美订单的消失而无法复产甚至面临倒闭。但也有一些企业订单不但没有下降,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表示一些跨国公司将本来拟在欧洲、亚洲等其他国家生产的订单转移给了中国,比如苏州、重庆等地的电子制造产业就是如此。究其根本,是因为这些地方已经形成了产业链集群,电子制造相关的配套零部件超过80%是本地生产。这种集群化的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突出显现其竞争力。

这意味着,产业链集群化成为这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特征,中国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落户中国的基础。

此外,3月以来,各国政府为了挽救本国经济纷纷释放各种资源,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大量资金进入全球市场后,除了部分财政性资金可以用来购买抗疫物资以及解决本国民众的生活问题外,大部分资金还是金融性资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资金必然要追求回报率。从全球来看,能够接纳这部分资金并满足回报需要的市场并不多,目前中国市场疫情控制得最好,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所以全球流动性涌向中国市场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大概率事件。随着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更多的外商将会看到中国产业链市场的发展前景,这种趋势将为中国带来资本市场发展和建立产业链集群的历史性机遇。如何把握,需要仔细应对。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中国各级政府坚持扩大改革开放,加速优化营商环境的深远意义。中国在有条不紊地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一旦形成了既水平分工、又垂直整合的开放式产业链集群,将会有助于防范应对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天灾人祸所导致的全球产业链断链风险,同时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的巨大市场份额,还能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

是不是这样,日久见。

毋庸置疑,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混乱,大概是1929年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了。疫情攻陷全球,各国经济社会都将经受停摆考验,面临全球生产链、供应链局部断线以及更多不确定性。这无疑加剧了近年来某些地区已有所抬头的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政治极化倾向。

短期来看,疫情触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投资者心态如此恐慌,市场跌幅如此之深,充分暴露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运行机制内部的深层次矛盾。说到底,是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趋于悲观。

扭转全球化退潮,归根结蒂,需要从根本上对较长时间以来,全球化红利在国家之间分配不均匀、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分配不公平的现象进行纠偏调整。以应对疫情为契机,各国均需要切实加大民生的投入,修补日渐失灵的社会福利体系,凝聚社会共识,重建社会信任,进而为全球化觅得新的可持续动力。

人们还需要对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弊端进行深刻反思。回头看去,过去的十余年,可以称得上是“蹉跎的十年”。2008年次贷危机后,更多是资产负债表意义上的修复,各国或是靠大力释放流动性来实现金融资产的估值修复,或是靠大力推动基建来提升GDP,建立在坚实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来自大多数民众畅旺消费需求的“真实增长”并未实现,而金融脱实向虚的过度创新,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倾向也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扭转。这些都为此次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埋下了伏笔,这难道不是又一次的“十年轮回”?而且与上一次相比,各国政府手中的工具储备和政策空间都面临更多限制。

需要强调的是,危机时刻越是需要加大公共投入力度和加强政府角色的时候,人们越是不能丧失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信心。每一次全球性危机都是一次大考,人们既要应对当下,也必须要虑及长远。1929年全球大危机时各国应对之道的进退得失,殷鉴不远,亦足以为今日所借鉴。

当前,新一轮技术创新尚未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真正有力推手,各国福利体系的修补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升级更需时日。人们需要采取切实有力措施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避免社会动荡。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应对,除了各国政府间的协作,全球公民社会也应发挥团结互助作用,共度人类之艰,避免出现像1929年全球大危机那样各自为战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以及由之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已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成为一座孤岛并独善其身。

每一次全球危机的挑战及其应对,都会带来一次全球发展模式、治理范式和合作机制的革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使命,人类社会理应有胸襟、有能力避免陷入1929年那样的局面,应携手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实现更可持续的全球化和人类社会更公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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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多维CN》057期(2020年05月刊)专题栏目《得与失 反思全球化》。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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