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北京缺乏国际合作系统论述 中国不应排斥自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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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与舆论界的热点话题,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WHO)面临的压力与困境,以及中国遭遇国际舆论“围攻”,都凸显人类在最需要全球治理的时刻却最缺乏全球治理的悖论。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庞中英日前接受多维新闻专访,就相关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理解。本文为专访上篇(共两篇)。

多维: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打破了几乎所有人固有的生存状态,人们纷纷开始思考疫情对于世界的影响,尤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新冠肺炎疫情将永久改变世界失序”的观点掀起的讨论最多。

庞中英:现在关于新冠病毒疫情是不是永久(forever)地改变了世界秩序的观点特别多。疫情肯定带来了改变,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生活被改变了。

这一次COVID-19让整个世界体系,包括世界经济体系,经历了几十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系统性中断(disruption)。金融危机也好,印度洋海啸也好,包括汶川地震,都“打断”了世界体系,但是规模都有限,属于不同种类的、局部性质的。但这一次的疫情却是从局部危机一直蔓延成为全世界的危机。根据媒体报道,全球212个国家与地区都已经有了疫情,无一幸免,连南太平洋地区那些处于茫茫大海上的岛国都出现了病例。

新冠病毒的影响非常广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提出这个问题:疫情是不是“永久”改变了世界?还是这种系统性“中断”只是暂时的?目前基辛格、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乔姆斯基(Avram Chomsky)等等这些一言九鼎的学者都就“疫情改变世界秩序”的话题出来说话,他们的发言能不能成立?如果世界秩序真的因为疫情发生颠覆性的改变,那么改变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认真严肃地、批判性地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不小的工作量了。

另一方面我想说,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COVID-19实际上是加剧了世界已有的问题与危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这场危机发生之前,全世界已经存在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例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气侯变化”中表现出来(今年2月澳大利亚长时间的山火对于气候变化或许是一次重大事件);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如不平等,贫富差距加大,在各国均有表现,那些原来是“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其实仍然存在“第三世界”现象,且其“第三世界”也在扩展。

世界面临的大问题,或者全球挑战,本来已经如此巨大,新冠疫情只能是雪上加霜。我非常同意这一点。不过,新冠病毒危机能不能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疫后的世界”是否将不同于疫前的世界?我觉得对“疫后世界”的讨论,现在很多观点都未必经得起验证。

在各国、各区域看疫情,严重程度不同,但是,疫情扩散的轨迹和“疫情曲线”具有相似性。各国应对疫情(或者用“遏止”、“控制”更为贴切),各有各的方式,欧美与亚洲(“大东亚”)不同,但是也有共同性。

疫情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控制疫情扩散的大封锁(great lockdown)是否将带来类似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great depresion)?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会不会解体?我认为,这些说法的产生与疫情带来的大恐慌,待到群体镇定下来,这些恐慌言论也许会自动消失。

美国纽约,人们在一家超市外排队等待购物。目前美国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占到全球确诊人数的约三分之一。(新华社)

庞中英:在世卫组织3月11日宣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前后,英国、美国等国政府警告其各自国内民众,未来可能会死很多人,但是目前,万幸,这些预警只是部分成真,疫情让一些免疫力抵抗力差的高龄人士和本来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成为新冠病毒的牺牲者。

多维:最近五六年来,“逆全球化”成为舆论中的热点话题,而疫情危机在全世界爆发后,各国封锁边界,生产陷入停顿,全球供应链受到影响,似乎全球化的倒退已成既定事实。但事实上,全球化的本质是效率与竞争,政治与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期内影响全球化的进程,但不会改变全球化的经济动力。真正的问题在于全球治理,全球化在国家之间造成了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没有全球化治理的全球化是脆弱的,甚至是危险的。WHO的境遇非常典型的凸显了一个悖论:世界正处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全球治理的时期,人类却遇到了更为深重的全球治理危机。

庞中英:过去大家经常说“全球问题,全球解决”(global problems, global solutions)。道理或者逻辑肯定如此。但是现在,在全球层面上解决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方案,是严重的缺少的。各自为阵不能解决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但全球解决方案(global solutions)到底会不会有?由于包括世卫组织内在的全球治理在疫情发生前就已经有所弱化,甚至陷入了危机,如果这次“大流行”进一步打击、削弱了全球治理,那么,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而拖延更长时间。

联合国秘书处对此有所行动,但是联合国安理会至今也没有就新冠病毒大流行开过会。《世卫组织宪章》声明,每个人和国家的健康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安理会应该早日讨论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年,本来计划有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峰会。联合国代表了世界的团结,应该早日成为前期协同应对疫情的中心。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确认后,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沙特组织了G20历史上首次特别峰会(视频会议),发表了G20关于大流行的共同声明。峰会后,国际金融组织声称要积极配合G20。但是,历史尚未再现,G20尚未如同2008年-2010年回应全球金融危机那样应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看疫情的发展,如果中美、中欧关系因为新冠病毒而发生大问题,G20就很难协同行动。各自为阵,尤其是货币政策上的各自为阵,也许将带来更大的混乱或者冲突。G20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差异、政策合作,若是做不到协同,G20就用处不大。

多维:除了联合国与G20,你刚才提到世界卫生组织(WHO)所遭遇的压力和困境,其实也是观察疫情之下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窗口。

庞中英:世界卫生组织成立70多年来,对全球的卫生(健康)挑战进行了全球治理,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贡献是巨大的。目前,该组织陷入“大流行的政治”的旋涡,面对巨大压力,受到巨大冲击。但不能否定该国际组织在过去72年的成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1948年成立的世卫组织,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人类经历过的数次瘟疫,情况会更加严重。病毒并不理会人类设立的主权边界。

世卫组织本身也成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图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新华社)

庞中英:还需要指出的是,世卫组织只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在主导、协调各国治理传染病上具有中心地位。不过,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都在解决全球卫生挑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世卫组织并不等于全球卫生治理。全球卫生治理是一个复合系统,包括了各国的卫生治理系统,也包括了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

在美国,批评世卫组织的人认为美国可以另起炉灶一个新的世卫组织,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提议。我觉得,且不说危机前就反对全球治理的特朗普政府不会如此作为,且不说美国的非政府力量(如比尔·盖茨基金会)仍然大力支持世卫组织,如果真的出现了新的世卫组织,也不见的是坏事。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就是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积极补充,是全球发展融资领域的创新。全球若有多个应对烈性传染病的国际组织,其实是丰富了现有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多维:WHO目前处于国际舆论的风暴中心,很多人认为关于它的争议已经彻底政治化了。

庞中英:要理解WHO,首先要将其放入国际组织的范畴。根据《世卫组织宪章》(注意,《联合国宪章》中的“宪章”一词,英文是charter,而《世卫组织宪章》中的“宪章”是“constitution”。前者来自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 of the Liberties》,后者则是很多国家的宪法的英文名),世卫组织关切的是全人类,个体的人(individuals)和集体的人(peoples),“人”被多次置于“国”的前面。世卫组织的中心是健康(Health),健康不仅是“没有病”,更是身心兼具的“正常状态”。世卫组织要服务的对象,不仅是人,而且是社会;其宗旨不仅是一个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的健康,而且是世界社会的健康。

国际组织之所以能解决问题,一个重要方面是具有争端解决机制。《世卫组织宪章》就是关于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争端的一个解决机制。在中国,人们对该宪章的争端解决机制可能了解不多,它是国际卫生领域的国际公法的核心。尽管世卫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却是用“世界”命名的一系列重要国际组织的一个,与那些以“国际”命名的国际组织有所差别。世卫组织不是世界的“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但实际上起到了“世界卫生政府”的作用。

艾滋病、SARS、埃博拉等病毒的大流行,让世界更加认识到世卫组织的重要性。在中国和亚洲,从2003年SARS爆发以来的17年间,世卫组织深入人心。伴随着冷战后对全球治理的强调,世卫组织也获得了发展的重要机遇。我们知道,国际组织本身面对着改革和转型的任务。但走向一个真正进行全球卫生治理的专业机构,世卫组织的改革,如同联合国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一样,并非顺利。世卫组织今后改革、转型甚至重建的任务仍然艰巨。

4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资助世卫组织。(AP)

庞中英:政治介入世界卫生组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湾在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片面强调《世卫组织宪章》以人为中心的原则而试图加入世卫组织。台湾不是主权国家,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能获得世卫组织正式成员(member)地位。台湾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这个地位足以解决它和世卫组织之间的联系,台湾却高度不满足,民进党政府追求台湾以主权国家参加世卫组织,复杂化了两岸关系,更带给世卫组织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台湾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卷入了有关世卫组织的政治风暴。

美国是世卫组织的主要创始国,一直是世卫组织的主要支持者,为世卫组织的成长做出巨大贡献。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停了美国联邦政府给世卫组织的会费,并调查现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可能标志着美国与世卫组织之间的关系站在了历史十字路口。特朗普这一作为将深刻影响世卫组织今后的存在。

WHO也是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一个“震中”,这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病毒仿佛是一种“隐喻”:新冠病毒的“感染者”之一居然是WHO。我们且看世卫组织如何治疗其本身感染的新冠病毒。

多维:从中国国内的舆论来看,大部分人会觉得WHO目前所受到置疑、指责很冤枉,它本身并没有做错什么,而美国等国家大多出于国内的政治算计,以及为了在大国博弈中维护自身利益,而对WHO进行了某种构陷。

庞中英:有关美国与WHO之间的关系,我只是想提醒,即便假设美国政府退出WHO,美国也仍然在WHO当中——具体地说,美国的私人或者社会部门、科学家、州政府等,仍然在参与WHO。这就是美国与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就如同气候变化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2015年奥巴马政府发挥了“领导”作用而达成的《巴黎协定》,但是,美国的州政府、气候变化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基金会、大学等,都继续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政治无处不在。传染病是与政治相关性最强的一种,许多攸关方卷入了关于传染病治理的政治过程中。

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们看到了一个复合的世界,即多元多中心的世界(a polycentric world)。WHO不过是这个多中心世界的一个攸关方。决定这次疫情未来图景的是各个攸关方之间的关系(希望是一种良心互动的协同关系,但也可能是恶性循环的加剧灾难的过程),而不是哪一个单独的攸关方。

这就说到了另一个重要话题:关于中国与WHO之间的关系。中国方面要不要出一本关于中国与WHO之间合作应对COVID-19的白皮书?实事求是地把中国与WHO在疫情期间的互动展示给世界,很重要。

中国在与WHO合作的问题上,需要有一套真正的论述。美国有高官,如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Peter Navarro),指责中国“控制”WHO。但是,WHO是哪个国家能“控制”的了的?美国出资第一,都“控制”不了WHO,中国怎么就能“控制”WHO?避免别人越描越黑,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把真相描述出来。

特朗普说WHO是“中国卫生组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把WHO称作“美国卫生组织”才更正确一点。美国一直有一种理论,即二战后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就是“美国的世界秩序”(American world order)。在这次疫情危机前,美国学术界和智库关于“美国的世界秩序”有大量的论述。而所谓“中国卫生组织”或者“中国的世界秩序”仍然是空穴来风,缺少事实的支持。

最近几年,中国确实想改善在现有国际组织的地位或处境,增加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发挥与“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但是,这距离“控制”还相当远。有的中国人可能认为要能够“控制”国际组织。首先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与“全球治理”代表的世界观和世界秩序大相径庭。在能力方面,中国在国际组织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以及资源,做不到“控制”国际组织,今后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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