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土耳其与伊朗:殊途同归的伊斯兰抗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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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5月4日,伊斯兰世界共有超过35万人确诊,其中土耳其与伊朗尤其严重。土耳其已有126,045宗确诊,3,397人死亡;伊朗则有97,424宗确诊,6,203人丧命。病毒看似可怕,却不过是引子。无论是伊斯兰世界中较为世俗化的土耳其,还是坚守政教合一传统的伊朗,此次疫情就如野火,以人命为薪,直燎两国的社会基础,既撼动固有宗教实践,也激化阶级对立与政治斗争,更令隐于其下的管治脆弱性暴露无遗。

综观疫情在土耳其与伊朗的爆发经过,可见一共同特征:两国皆错失早期预警的黄金时间,未能提前部署,导致日后的病毒大扩散。

此次疫情中,土耳其与伊朗皆错失早期预警的黄金时间,未能提前部署,导致了日后的病毒大扩散。图为埃尔多安与鲁哈尼于2016年会谈之景。(新华社)

哨声之下的若无其事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妇女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经医生查问旅游史后,表示自己刚从伊朗归国。无独有偶,周遭的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巴基斯坦与格鲁吉亚等,也在几日后纷纷通报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国内验出有过伊朗旅游史的确诊患者。

反观伊朗,当局虽于2月19日才宣布验出两宗确诊案例,但依前述跨国传染规模观之,应早有社区感染现象。而细察伊朗本土头两起确诊案例,这两位患者恰有一共通点:全都来自什叶派圣城库姆(Qom)。虽说病毒传入库姆的初始途径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布消息前,当地显然已成疫情肆虐区,更令无数朝圣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载体,将病毒带回故乡。随后疫情加剧,伊朗政府取消了德黑兰等大城的清真寺周五聚礼(Jummah),却始终讳言对国内诸圣城的处置,就连面对扩散之源的库姆,也只是要求其控管朝圣人数。直到3月16日,全国已出现14,991宗确诊,853人丧命,伊朗政府这才下令封锁库姆与马什哈德(Mashhad)的圣陵与清真寺,严禁朝圣,却已错过黄金封锁时间。

疫情爆发后,伊朗派出卫生人员消毒清真寺。(AP)

另一方面,土耳其恰好被伊朗与欧洲两大重灾区夹击,却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验出首宗确诊案例。综观彼时邻国疫况,除了正值内战的叙利亚情势未明外,东部接壤的伊朗已出现9,000宗确诊,伊拉克、希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保加利亚等也都有百宗以内的确诊数。反观被包围居中的土耳其,不仅是世界级观光大国,更有高达8,200万人口,竟能独善其身,显然不符常理。可见不仅政府未仔细排查,就连民众本身也掉以轻心。

但与伊朗相较,土耳其的早期防疫态度更为积极,其先于1月24日终止了由武汉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更在2月3日取消所有从中国与伊朗飞往土耳其的航班,同时关闭对伊边界,意图阻绝输入性病例,又于3月2日起拒绝伊朗、伊拉克、韩国、中国和意大利五国公民入境。

只是上述举措看似快刀斩乱麻,却防范不了五国以外的移民工与观光客,且土耳其政府在宣布停飞与拒绝入境的政令后,便进入一段内部防疫空白期,既未要求人民注意防疫与健康状况,也未关闭任何公众场所,甚至直到周遭各国都已出现确诊案例后,才于3月8日勉为其难宣布对公众场所、学校与公交进行大规模消毒,并在伊斯坦布尔的公交车站放置洗手液。但由于人群往来依旧,故暂时性消毒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土耳其政府派员消毒巴札(市集)。(AP)

3月11日,土耳其出现第一例确诊,政府终于在隔日宣布关闭学校与体育场,并出台遥距教学的政策;然而大多数公众场合却不在此列,于是人们便继续过着近距离接触的生活。而后随着确诊数持续飙升,政府终于下令关闭大部份公众场所,但清真寺仍可在周五聚礼以外的时间开放,法令也仅要求人民“自愿隔离”,甚至直到确诊数高达5,698宗的3月27日,才发布迟来的禁令,宣布取消所有国际航班,却明显已是缓不济急。

虽然土耳其掌权的是名义上世俗化的总统,而伊朗切实掌权的是最高精神领袖,但由两国疫情初期的轻率可见,政制差异的本并不一定能决定抗疫成效的末,本末的关系还是要靠人力影响去决定。

伊朗:信仰与病毒的冲撞

而在沦陷的图景背后,正有两位各有思量的国家领导人来回踱步。

2月21日恰好是伊朗四年一度的国会大选,政府为获取足够支撑政权合法性的投票率,便向民众保证伊朗境内绝无疫情,甚至说出“患者不必前往医院,在家休息喝水补充维生素就行”、“所谓新冠疫情,不过就是西方要让伊朗恐慌的人造阴谋”等话语,更嘲讽武汉封城是一战前的老方法。后来实是纸包不住火,这才公布了两宗确诊案例。

然而坦承出现疫情后,政府又面临新难题:究竟该如何处置库姆等圣城?这个问题之所以棘手,在于政府担忧得罪底层群众。在伊朗的政治光谱中,底层人民因难求分配正义,故往往都是宗教场域里的保守派,其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外,就是作礼拜与朝圣。每到周五聚礼时,底层人民常至小区清真寺听伊玛目(教士)宣讲,内容不仅包含宗教教义,也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充斥着“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口号。在底层人民的生活中,清真寺不仅是信仰依托,更是构筑世界观的重要场域。

清真寺在伊朗的政治、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图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带领官员参加礼拜之景。(AP)

共和国建政之初,底层人民曾大力拥护神权政府;但随伊朗近年经济急速崩坏,他们也开始站到政权对立面:2017年是因鸡蛋涨价而暴动,2019年则为油价调涨而上街,后者更招致共和国建政以来最血腥镇压。然而政府也深知经济沉痾短期难救,且恐怕还要继续恶化,故只能寄希望于清真寺系统,让其尽可能宣扬反美叙事,疏导底层人民的怨怼。但没想到会在半路杀出疫情这个程咬金。

在得知政府封锁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陵、库姆的法蒂玛圣陵后,底层人民果不其然火冒三丈,聚众包围清真寺,更不顾安全部队围阻,突破人墙、强闯入寺,直至政府派援才勉强撤出。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的担忧成真了,但为防堵疫情,恐也只能如此。

土耳其:疲弱经济再遇风雨

反观土耳其,连年趋向伊斯兰化的总统埃尔多安在疫情来袭的危局中,却更为忧心该国本已疲弱的经济环境。回顾疫情前的土耳其,正是经历里拉重贬的劫后余生,这场金融危机的远因是长期的经济过热,以及政治力对央行利息政策的惯性介入。这时倘若再出现颗偶然的火种,便容易引发市场不稳因素的连环爆。不巧的是,经济制裁恰好就扮演这类角色。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土耳其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提升一倍,随即导致里拉重贬20%,逼近崩盘。而市场的后续反应也恰如推倒多米诺骨牌般,一发不可收拾:外债危机、债务违约接踵而至,通胀与失业率宛如雪球般愈滚愈大,最终将土耳其崛起与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威望一同撞下神坛。

在疫情蔓延前,土耳其便已经历近两年的货币疲软、高负债、外汇储备减少与高失业率惨况,故埃尔多安在疫情初期不敢全面禁绝观光,至今也未能强硬封城,只能下达适用于周末的48小时居家令,并在平日要求20岁以下青年、65岁长者不得外出,以求在维持经济运作之余,尽可能降低损害。

埃尔多安为维系土国经济活络,未敢实行封城等强制性防疫策略。(AP)

综观如今土伊两国疫况,伊朗已和缓不少,且正带病复工,政府也已宣布将视情况开放清真寺;土耳其则透过免费配给口罩、加强病毒检验能力等,将疫情控制在缓幅上升的境况。然而,艰难过后,这场疫情无论如何对土伊两国也是一场惨痛的教训。伊朗的政教合一使之在信仰与抗疫要务发生冲突时难以取舍;土耳其则犯了欧美多国对“远在天边”疫情掉以轻心的通病,以致近年挽救经济的努力付诸东流。说到底,防疫抗疫是一个管治的问题,当管治能力不足、管治优次出了乱子,这两个在伊斯兰世界政制光谱两沿的国家,也难免走上同一的抗疫命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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