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舆情】舆论场:新自由主义的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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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将矛头对准新自由主义,其中甚至不乏预言新自由主义已死的论断。新自由主义真的已经到了要死亡的地步了吗?以疫情作为契机,究竟该如何重新认识与反思新自由主义?

先来看看西方几位知名学者的观点。最早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报采访时,虽然并不认为今次疫情可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但却直言“新自由主义已死”。按照福山的说法,“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我们将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三者并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此外,福山也强调,“我们不会因为听到蛊惑,就完全抛弃自由主义模式,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这位政治学者对于欧美和特朗普的批评也很直接,“在民粹主义政权和民粹浪潮抬头的欧洲及美国社会尤其如此。民粹政权向人民保证了现状,但并不真的关心人民的主要诉求,也不为争取地位和获得承认而进行斗争。”“作为美国人,我坚持认为,我们绝不能相信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他当选之前,这个罔顾事实真相并且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已经让我们十分担忧了。”

“福山的主张显得陈旧而幼稚。”这是经济学家、新兴凯因斯经济学派重要成员之一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疫情发生前对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评,而比这个批评更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茨在题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复兴》的文章中,给出了另一个版本的“终结论”,那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将不受约束的市场视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最无可置疑的手段,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当如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信心同时衰退,这并非偶然或者仅有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

“为害”的后果,斯蒂格利茨也给出了答案——尽管“自由主义”这个名字还在,但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远不是那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行确立了一种思想正统,其守卫者完全不能宽容异见。立场离经叛道的经济学家被视作异教徒,旁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最多被分流到了少数孤立无助的研究机构中。新自由主义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倡的“开放社会”之间几乎没有相似性。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强调的那样,波普尔承认,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复杂难解、不断演化中的系统,我们在这个系统中学到的东西越多,我们的知识对这个系统运转状态的改变就越多。而最终,“新自由主义确实将终结我们的文明。”

福山和斯蒂格利茨之外,美国另一位大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也毫不讳言自己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驳。在最新的一次访谈中,乔姆斯基直言,“此次疫情应焕发人类对真正国际主义的认同,使人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混乱失序与病态社会,并更为彻底重建社会秩序。”而最重要的是,关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自杀特征,以及新自由主义瘟疫所造成的额外损害。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知名人士援引稳健的经济学定律解释称,这场危机让人们看到,将决策权转移到不负责任的私人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私人机构只专注于其庄严的职责——贪婪。

福山说“新自由主义已死”,斯蒂格利茨说“新自由主义终结”,乔姆斯基说“新自由主义是瘟疫”,如果没有这场不论国别的新冠肺炎疫情,恐怕西方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不会如此直接,更不会如此迫切。

虽然新自由主义不会就此死亡或彻底终结,但疫情为契机,人们需要认识到,比自由民主更重要且更难解决的,是越来越迫切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干预,对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总之一句话,一切由市场说了算。所以一定的时期内,新自由主义在如何做大蛋糕上可能卓有成效,但面对如何分蛋糕的问题时却捉襟见肘。最终导向的结果,便是一系列不可调和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这好比一把双刃剑。它的优越之处是极速放大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让人能够激发其潜力,挖掘经济潜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社会将整体受益。它的结构缺陷就是这种生存和自利的动能容易剑走边锋,失去社会关系应有的人与人属性,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也就是物与物的属性,扭曲了经济服务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质,出于利益争夺而发生的社会冲突甚至会成为常态。2016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即发表题为《新自由主义:过度吹捧?》的报告文章,其中提到,“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没有促进增长,而是加大了不平等,从而危及经济的可持续扩张。”

以深陷泛政治化泥沼的香港为例,虽然特区政府与北京一些官员都乐此不疲将“香港连续二十五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当做耀眼的成绩轮番拿出来炫耀,但其实香港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也就是潜伏在政治运动之下的“真问题”,便是因“最自由”而起。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房价高企等结构性矛盾背后,是过于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长此以往,特区政府越来越弱势,甚至以为可以全然“无为而治”。这也为香港一步步走向暴力冲突和撕裂埋下了雷。

不独是香港,当新自由主义走向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的暴力本质便会愈发清晰地呈现出来,而最终表现的形式,便是不间断的社会革命与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破坏生产力,进而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而新自由主义,则将这种暴力本质推到了极致。之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对此趋之若鹜,在于有自由民主这件华丽外衣作为掩护。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仅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反倒因为经济层面公平正义的极度欠缺而走向另一种专制。

深陷泛政治泥沼的香港,亟待建构一套符合自身特色的资本主义。(A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在2019年的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革命》文章中直言,正如凯恩斯主义造就了西方政治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也造就了今天西方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越来越不民主;民主对资本无能为力,民主政治被强大的经济精英所“俘获”,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工具。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内部的巨变还可能演变成国家之间的冲突,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革命也必然反映在世界秩序的变化上。

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人们还可以对经济不民主带来的社会动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可以自我满足于“一人一票”下的政治民主并希冀依靠政治民主来解决经济不民主,但当这场不论国别、没有意识形态的重大疫情不由分说袭来,人们才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开始意识到,原来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标准,不是自由民主这些挂在嘴边的“普世价值”,而是更切实的防疫举措,更少的病死人数。而新自由主义所无限标榜的个人主义,以及个人自由背后的傲慢,不正是欧美措施黄金防疫期并加速疫情走向扩大化的关键所在?

20世纪90年代,《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因为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美好新世界,提出了著名的“金色紧身衣”一词。讽刺的是,在民主大获全胜的这一刻,恰恰是最缺乏民主的。当你穿上金色紧身衣,“你的经济增长,你的政治萎缩”。英国《金融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在新著《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中即言,弗里德曼在用深刻的洞见揭示时代精神方面拥有不可思议的天赋,但他应该放弃使用“金色”这个词。紧身衣是给精神错乱之人准备的。如果民主国家开始失去理智,那我们几乎没法抱怨了。

然而即便如此,就像30多年前西方世界为“历史终结论”而欢欣雀跃,并天真地认为可以就此迎来美丽新世界却最终梦想破灭一样,今天任何预言“新自由主义已死”的论断不过是在重复“历史终结论”的悲剧。因为新自由主义不会这么容易终结,就像历史也不会轻易因为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而轻易终结一样。不过,西方学界这样急切的论断,尤其是如此急切地敲响新自由主义的丧钟,如果能倒逼着人们开始关注新自由主义背后的问题,也不失为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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