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身处底层 打一场不平等的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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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至今,全球已有434万例确诊、29.6万例死亡。虽说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位处不同阶层者,其抗疫资源与感受注定难以对等。疫情暴露了特定阶级、民族与人群的脆弱性,在病毒肆虐下,这些个体无可避面地落入医学与报道的南方地带。病毒本身并无歧视性,但人类的社经分配差异,导致生命在面对防疫风暴时,必然出现贵贱之分。

百年难除的美国黑人弱势

截至5月14日,美国已有142万例确诊、8.4万例死亡,堪称疫情下最大灾区。在现有数据中,非裔人口占全美13%,却在肺炎死亡人口中占比27%;反观占人口数60%的白人,仅为全美新冠肺炎死亡人口中的49%。无独有偶,以非裔人口为多数的州,占全美冠状病毒确诊案例的52%、死亡案例的58%。病毒当前,种族间的悬殊弱势表露无遗。

即便解放黑奴已过百年,美国仍超脱不了历史语境的宰制。在本土的黑人群体中,有相对高比例的人口仰仗着低薪酬、缺乏工会系统的零工维生;受迫于此等经济条件,其大多只能避居于卫生与治安条件欠佳的小区。故早在疫情爆发前,美国黑人的生活图景观便不甚乐观:高于白人一倍以上的失业率、恶劣的居住环境、易罹哮喘等慢性病,此般种族劣势在遇上疫情后只能加剧苦难。

美国黑人群体长年身处治安、收入与卫生底层,图为2015年芝加哥黑人社群抗议警方滥用暴力,枪杀17岁黑人青年拉昆·麦克唐纳(Laquan McDonald)之景。(新华社)

病毒肆虐下,黑人受到高失业率与高感染风险的双边夹击,有的家庭骤失经济命脉,陷入饥饿的困顿中;许多未失业者则因身处不可或缺的岗位,故能保住饭碗,却也由此暴露在病毒的獠牙下。他们穿梭于邮政、公共交通部门、医院、杂货铺与快餐店,既无法实践远程工作,自然也就对社会隔离的特权无福消受。

以纽约为例,其之所以成为此次美国的疫情震中,除有都会人流的因素外,更受生存不平等催化。此处既是美国的经贸中心,也是最不平等、最种族区隔的场域,种种先决条件迫使黑人沦为被牺牲的羔羊,他们若非从公司被裁员,就是整日奔波劳动,与病毒进行没有本钱的豪赌。

在这座城市里,黑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为白人的两倍,但他们的生活仍要持续下去。

纽约的医护人员正在抢救新冠肺炎病患。(AP)

被牺牲的巴西贫民与土著

类似的情景,也在巴西上演。

根据统计,巴西约有1,140万人生活在市区贫民窟(Favela)内,所谓“Favela”意指由居民自建的非正式住宅区,不仅极为拥挤,也不受卫生保洁、自来水、电、垃圾收集等基本市政服务覆盖,故向来是流感、麻疹、肺结核与登革热的大本营。此处居民既缺乏远程工作所需的计算机,也大多在基本服务业谋生,例如担任收银员、医院清洁工人、司机、厨师、家庭帮佣等,自然难以杜绝感染风险。某些贫民窟的疫情,便是通过富人社区的度假归国者,传给了必须工作以求温饱的底层人民。

巴西贫民窟内,因疫情而失业的美甲师。(AP)

此外,土著也是疫情下相对脆弱的一群。受现代文明、发达、城市化、资本化傍身的全球世界,本就长年与本土文明、落后、村落化、贫民窟化、碎片化的土著世界保有不平等的吞吃关系;在巴西的现代化过程中,土著被迫落入低端全球化的轨道中,由狩猎与采集的前现代模式,换轨为都市的底层劳工,既失传统生计,也与文化资源脱节,最后只能在贫民窟与工业入侵的雨林孤岛中挣扎求生。病毒的出现,不啻是加剧了种族消亡的进程。

反观圣保罗与里约等大城,富人在疫情前的最大娱乐,就是流连于海滩与酒吧中;如今的隔离禁令,也不过是让其改采在线聚会模式,无论是与朋友喝啤酒视频聚会,或是与家人亲戚视频聊天,更有甚者,直接举家搬迁到人烟稀少的别墅或农庄中。上述举措,对于底层人民而言,简直就是梦中呓语。

归根究底,巴西的疫情放大了自身、甚至全拉美都有的发展困境:贫富不均、政治腐败、公共设施长期羸弱、资源分配普遍破碎、国家被单一经济发展模式掏空,种种现象在疫情催化下,以死亡的焦虑窜出。截至5月14日,巴西已有18万例确诊、1.2万例死亡。

巴西土著本就苦于生存危机,此时更成疫情下格外脆弱的一群。(Reuters)

极化的伊朗阶级与民族

同样的防疫不平等,也发生在亚洲的伊朗。

伊朗受国际制裁多年,贫富差距极为悬殊。以首都德黑兰为例,富裕的城北是中上阶级的聚居地,银行门口置有消毒洗手液,富人能奉行居家隔离的防疫原则;贫困的城南则向来是毒品猖獗处,许多家庭终身栖居违章住宅,全赖母亲在巴扎(市集)摆摊维生,如今巴扎多因疫情而封闭,居民顿失收入来源,妇女不仅要设法开拓新财源,还得看顾停课在家的孩子,甚至照料被病毒感染、无药可医的亲人。

德黑兰城北是中上阶级聚居地,享有较多防疫资源。(Reuters)

德黑兰的两极惨状,几乎就是伊朗整体的防疫缩影。但疫情不只剥削了伊朗的底层与妇女,其魔掌甚至也伸向了缺乏身份的阿富汗人。截至2019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全伊朗约有300万阿富汗人,其中约有95万是登记在案的难民、45万具有护照与签证,其余皆为非法居留。在平日的伊朗社会中,阿富汗人多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同时承受着波斯民族主义的公然歧视。

疫情爆发后,即便阿富汗生活极不安全、卫生条件也相对恶劣,却仍催生一波阿富汗人返乡潮。原因正是,如果运气好,回到阿富汗后起码能获取一定程度的医卫照顾,尤其是塔利班占领区,既强制居家、也派送蔬果,远胜于其在伊朗无人闻问的惨状。但也正因这波返乡潮,使得伊朗疫情大规模散入中亚。

塔利班在阿富汗防疫中出力甚多。(AP)

在上述三国案例中,不论是被视作已开发国家的美国、在发展状态来回碰壁的巴西,或是因长年制裁而经济高危的伊朗,皆存在底层失语与抗疫不平等的现象。

在美国黑人群体眼中,民主党能给的似乎永远只有口号与面包屑,共和党则竭尽全力支持资产家;巴西政府则根本顾及不了贫民窟与土著的基础生活,于是如今组织贫民窟防疫工作的,便多是毒贩与黑帮;伊朗民间虽自组互助会,努力援助赤贫地区与人群,却屡屡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掣肘,只因后者欲借病毒的恐慌团结伊朗,炒作一波爱国情绪的高潮。

疫情就如一段缩时摄影,让平日深水静流的社会分歧难再隐匿。然而正因底层的失语与不易发声,使其极易成为被忽略、牺牲与抛弃的对象。面对这场注定不平等的疫战,底层的反抗显得无力而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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