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难民与移工:被疫情驱赶的失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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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迁徙,自古就是人类的求生途径,无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或是五胡乱华后的衣冠南渡,温饱始终是千里之行的心之所向。然而如今疫情当道,跨国流动成了时下禁忌,对某些客居异域者来说,这仿佛是遇上名为“疫情”的暴风雪,自己也就此被冻结在某种尴尬的失根中。

作为政治足球的希土边境难民

受此氛围影响,本已政治化的难民议题,如今又多了生化危机的标签。

中东长年战乱,从以巴冲突、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到“伊斯兰国”(ISIS)崛起,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为求生存而出走,以难民的身份标签,在土耳其、约旦、欧美各地落脚。

然而欧洲近来经济衰退,又逢阿拉伯之春引发叙利亚难民潮,超过百万的人口迁徙不仅冲击各国长年标举的人道话语,也为右翼的崛起铺下肥沃温床。几经辗转后,这块烫手山芋被丢给了土耳其,欧洲以经济援助、开放参与欧盟事务为筹码,希望土国从上游截断难民潮。

结果土耳其在收容360万难民后,终于不堪负荷,并以此为由进军叙北,宣称要将难民遣返故土;没想到俄罗斯也对此地执念甚深,遂用导弹与机枪重挫了土耳其士气。内外相煎下,土国终在今年二月开放边境,允准大批难民涌入欧洲,首当其冲的希腊于是派出军警强力阻挡,最后导致难民在希土边境云集,成为两国互踢的政治足球。

在土耳其港口排队登船,准备前往希腊的难民们。(AP)

恰好此时,新冠疫情开始在世界蔓延。希腊遂视难民为“土耳其的生化攻击”,不仅派出身着防护衣的海警巡逻,力阻难民船入境,更封锁边境所有难民营,每日仅允许极少数人外出购买必要物资,以免“病毒外泄”。封锁政策直接导致难民无法获取足够的卫生物资,须仰仗无国界医生、国际特赦组织等团体派发。

此外,“维持社交距离”在难民营内形同天方夜谭。以莫里亚(Moria)难民营为例,其位处莱斯沃斯岛(Lesbos),是希腊最大的难民营,自2015年起便收容许多来自叙利亚的逃难者,原本只够接纳2,800人的营地,如今已是20,000多人的栖身之所,区区三平米的空间往往就是一家五六口的住处,1,300人才能共享一个水龙头,全岛也只有5张重症病床。人们每日还得排队领取食物和水,无形中又增加了感染机率。

拥挤不堪的莫里亚难民营。(AP)

3月31日,希腊中部的里佐纳(Ritsona)难民营中一次出现2名确诊案例,接着马拉卡萨(Malakasa)、莫里亚难民营纷纷沦陷,由于缺乏医疗物资与人力,故实际疫况规模至今仍在一片五里雾中。德国虽基于人道考虑,有计划地将部分难民从岛上迁移至德国,却反而引发新问题。

自难民危机以来,欧洲的身份认同主义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便不断茁壮。参与者一是强调欧洲正处血统危机,二是恐惧穆斯林即将接管欧洲,这股运动受叙利亚难民涌入催化,成了媒体版面的常客。如今德国伸出援手,在其眼中便是引狼入室,于是这群右翼势力纷纷奔赴莱斯沃斯岛,宣称要“守护欧洲边界”,全然不顾疫情当头,轮番攻击当地的NGO人员、志愿者与难民,导致有些NGO不得不暂停活动。

于许多欧洲的右翼政党而言,疫情的爆发未必全然负面,毕竟其正好能趁此良机,凝聚全欧的反难民士气;对土耳其来说,难民则向来是其与欧洲要价的筹码,面对如今疫情肆虐,自然更难将其接回安置。于是这群战火下的失根者,便注定要在欧亚边界上仓皇奔逃、不得安居。

在希土边境,受警察镇压驱离的难民。(AP)

跨界的移动劳力

而另一群受疫情影响的跨界人群,便是因资本主义全球化而遍布世界的移工。

劳力流动既带有机会成本的色彩,也注定涉及分配不平等。例如欧美与海湾石油国便严重依赖移工,其源头或为东欧、或为亚洲;就连一国之内,也存在区域移工现象,主权向来不意味南北世界之隔。

然而病毒的无孔不入,却导致移工沦为疫情下格外脆弱的一群。首先其缺少自我隔离的居所,在难以保持“社交距离”情况下,移工若非被强制隔离在高感染风险的空间内,就是被迫踏上交通与边境政策皆不同以往的返乡路。

印度准备返乡的移工大排长龙。(AP)

以新加坡为例,其低薪移工约有95万人,占全国570万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约有20万人居住在极为狭窄的宿舍内,有时甚至得20人共享一间房、厕所与就餐区,这些场所既无消毒,也没有定期清垃圾,自然会是疫情爆发的高风险地。果不其然,新加坡政府于4月5日宣布将某些拥挤宿舍设为隔离区后,移工们便被迁入,结果很快引发群聚感染。

但新加坡案例听来虽惊悚,至少政府还提供每日三餐与报酬;反观远在中东的卡塔尔、科威特、沙特等,已出现无薪隔离的现象。海湾石油国民生富庶,但对待移工的整体氛围,仍流露着蓄奴的潜意识。早在疫情前,当地便时有虐待情事,如今更明目张胆地将移工们隔离在缺乏自来水与消毒剂的营地内,待遇与难民并无二致。

海湾石油国相当依赖东南亚与南亚移工。(AP)

此外疫情既冻结了移工的人身活动,自然也会重创“流动经济”(mobility economy)。 在病毒肆虐下,百业萧条,许多移工顿失安家收入,像印度和菲律宾等严重依赖汇款的经济体,此刻正因海湾国家宵禁而地动山摇;类似现象也出现在许多拉美与非洲家庭中,只因其在美亲戚未能持续汇款回国。

而流动经济的降速,必然导致生产效率低落。意大利长年依赖来自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的跨国劳动力,才能撑起国内的农场工作。但疫情迫使政府封闭边境后,移工不再涌入,农场作物也无人采摘,粮食危机若隐若现。许多欧洲政府只好开始商议,究竟是要派包机往返东欧接送移工,或是动员失业国民至农场工作,才能避免断粮噩梦成真。

疫情重创了人类的流动性,难民与移工因而被困在祖国与异域的夹缝间,忍受着日渐加剧的苦难。于难民而言,后头的故国是战火,前方的居所是敌意;对移工来说,己身的肉体渴求安全,母国的经济更盼外汇。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瘟疫下,贫困与歧视向这两大群体袭卷,避无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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