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阿拉伯世界谈疫情:中国应负什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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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屡成舆论焦点,从疫初的惊世封城、全球蔓延下的医疗外援,到如今喧腾发酵的瞒疫究责论,中国始终是那字里行间的巨大关键词。然而同一字词位处不同时空,召唤出的形象自也有所不同,除却中、英、西、法、俄几大世界语言,阿拉伯语所构筑的对中舆论也值得关注。

一枝独秀的《半岛电视台》

阿拉伯语拥有3.3亿的使用人口,位列世界第四,在讨论中国上也自是百家争鸣。但面对此次疫情,却呈现极为不均的分布图景。

首先在沙特众多媒体中,除了以煽情着称的《欧卡兹报》(Okaz)有零星文章提到“中国若真问心无愧,就该开放接受调查”、“只要中国配合调查,人类就有机会避免悲剧重演”外,其余亲政府的《阿拉伯语》(Al Arabiya)、《今日报》(Al Yaum)等,若不是转述中美防疫的外宣战,就是报导中国的疫情概况。沙特各报的主要抨击火力,仍是瞄准伊朗与土耳其,并将两国的沦陷归咎于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与神权政府的无能。

“中国是否该为疫情负责”并非沙特的媒体舆论焦点。图为沙特卫生部长与官员开会讨论防疫之景。(AP)

而在埃及媒体界,拥有百年历史的《金字塔报》(Al-Ahram)除报导中国疫情信息外,便是刊载中国对埃及的物资援助;另一个立场偏向自由派、颇受年轻读者喜爱的《第七日报》(Youm7),也并未深刻讨论中国是否该为疫情负责,只是有零星几篇文章提到“病毒已被美国当作政治武器,用以攻击中国”。埃及的主要关注对象,仍是世界整体的防疫境况,以及中东与非洲在病毒肆虐下的竞合。

与上述媒体相较,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对疫中中国的讨论,便可谓一枝独秀。除了刊载阿拉伯各国菁英、研究员、记者、作家专文外,更出品政治辩论专题,探讨中国的角色、责任与防疫概况。

埃及媒体对于“中国是否该为疫情负责”并无深入报导。图为宵禁前的开罗街景,一群年轻人正骑着摩托车庆祝朋友婚礼。(AP)

阿拉伯人眼中的诿过西方

在“中国是否该为疫情负责上”,《半岛》的名家专栏大多认同“西方诿过论”,即中国之所以成为国际声讨对象,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的无能与无地自容。3月开始,《半岛》便陆续出品相关文章,其中许多作者皆提到,正因西方惯于鄙视东方,故为保文化尊严、同时替自己的防疫不力卸责,将病毒栽赃成中国实验室制造,同时抨击中国隐瞒信息导致疫情蔓延。

而在此类文章中,又以对美国与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批评最为激烈。许多作者皆认为,美国政府与特朗普将这场人道危机当成了选举造势工具,所作所为皆以连任为最高目的。巴勒斯坦记者梅里海尔(Ali Abu Merihail)便指出,美国一向以世界领袖自居,没想到会在疫战上失足,眼看中国抗疫如此成功,自己11月又有选战要打,便藉抨击中国来转移焦点。

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专栏作家皆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虑,刻意炒作究责中国这个议题。(AP)

其余批评也要求美国反求诸己。例如宰达特博士(Dr. Nasser Zaidat)便反问,倘若今日疫情是在美国爆发,其反应是否能比中国更透明、迅速?苏丹研究员艾哈迈德·卡戴许(Ahmed Kardash)更直指,如今美国将病毒源头归咎给中国实验室,与其当年栽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思路如出一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美国不仅不反省,还屡屡实践这种子虚乌有的外宣攻击。

与专文的同仇敌忾相比,《半岛》政论节目的立场交锋便较为剧烈。例如在4月14日播出的《中国真在处理疫情上大胜欧美吗?还是胜利不过是谎言?》中,来自埃及的科普特政治分析家马格迪·哈利勒(Magdi Khalil),便与来自阿曼的战略研究员阿尼斯·纳卡什(Anis Al-Naqash)激烈辩论。

哈利勒认为中国政府造假数据、放任国民全球散播病毒,事后还想以大外宣为自己辩护;纳卡什则反驳,中国有许多积极的防疫政策,倒是特朗普与欧美领导人普遍无能,缺乏危机处理能力,故而将病毒政治化;且美国自二战以来,便持续以好莱坞、媒体来替自己大外宣,现在的疫情不过是戳破其伪装已久的强大罢了。

对新世界秩序的想象

而除了探究中国的疫中角色外,阿拉伯世界更关心的,或许是中国对疫后新秩序的参与。

在《半岛》的名家专栏中,约旦作家塞勒姆(Muhammad Selim)便认为中国巨龙即将吞噬以美为首的腐败资本主义世界,往后的全球政论焦点,或将不是中美竞争,而是中国如何进行全球治理;阿尔及利亚作家赛义夫(Ramadi Seif)也认为,过去世界习惯以缺乏信仰、迫害少数群体、压迫自由、制造劣质衣服与设备、经济落后、共产国家等标签来理解中国,但在此次疫情后,中国或可以人道大国之姿颠覆西方强加的刻板印象,同时填补亚洲人被压抑多年的精神空白。

有阿拉伯作家认为,中国在全球援疫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人道大国的形象。(AP)

此外也有作者认为,中国模式可为世界仿效的对象。例如作家卡拉勒(Ahmed Hussein Karaar)便提出,中国之所以能有效抗疫,在于其并未如欧美般,放任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失控式地腐化;作家朱达(Abdullah Judah)也提到,在此次全球疫战中,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另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但赞赏与批评往往相应而生。在某些作者眼中,中美之间确实存在新冷战的张力,但短期之内,中国还不足以超越美国,阿拉伯世界也不会因中国崛起而获得任何好处,无需窃喜;研究员塔赫(Amin Taher)甚至提出,中国崛起其实就是复刻版的对帝国主义,近来其以一带一路计划遂行“债务外交”,沿途剥削各个发展中国家,在所谓援助发展的面具下,其实满是债务陷阱的圈套。

阿拉伯世界中也存在着对一带一路的恐惧。图为土耳其胡努特鲁燃煤电厂项目作业现场,这是中国在土耳其的最大直接投资项目。(AP)

一场疫情,让中国浮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令阿拉伯世界的中国观出现激烈辩论。在无数交锋中,中国既是被分析的对象,也是面映射阿拉伯心结的政治透镜。阿拉伯世界久困发展逆境,并在西化、社会主义化、军事化、保守化、民粹等阵营间游荡多年,自会希冀一条拯救自己的发展路线。

而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恐惧,他们在欧美对中国的攻讦中,看到了自己被压迫的过往,当年美国用以入侵伊拉克的莫须有,也因疫情而再次涌现,化作扰人的呜咽阴风;而面对崛起的中国,其虽认知到这是与欧美不同的治理模式,却也担忧帝国主义的霸权再临。

对阿拉伯人而言,这是一场疫情下的中国观论战,也是发展焦虑所衍生的多重人格对话。伴随疫情蔓延,这些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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