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示威:人们何以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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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各国已逐渐走出疫初的医卫慌乱,朝向有限解封迈进。然而病毒除了带走生命外,也在日常生活烙下难以回复的创痕,长期居家诱发关系焦虑,经济停摆导致大规模失业,边界管制衍生流动与粮食危机。许多幸存者躲过了死神搜捕,但面对剧烈失衡的疫后秩序,他们开始押注街头。

综观全球,如今的示威风貌恰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其中既有群众愤怒的展演,也勾勒出殊异的国情与问题意识。曾被压制的焦虑与诉求,终于窜出网络串联来到现世,影响了国政与社会走向。

示威成为疫情过后的全球现象,图为2020年6月6日,示威者在白宫附近举行集会,抗议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暴力执法致死之景。(AP)

美国:从右翼垄断到全国骚乱

疫情下的美式示威,经历了沉寂、迸现与失控几阶段。根据Crowd Counting Consortium的在线数据统计,1月份的全美示威件数有639件,但在经历2月份的疫情蔓延后,3月数据立刻急降至242件。

4月开始,渐有民众上街示威抨击居家令,故数字又回升到了442件;5月以来,全美示威数已上涨到638件,这当中甚至不包括5月底发生跪压非裔致死事件所引发的示威潮。据同一平台统计,后者在5月底激发的示威数高达336件,如今更是引爆全美骚乱。

然而在示威声量的起落间,其实暗藏版图重整力道。3月到6月向来是美国的罢工与示威热期,此时气候和煦宜人,又恰逢妇女节与劳动节,许多组织会趁此氛围动员群众、发起募款。但在疫情侵袭下,露天活动只能转为在线串连,募款也因此大受打击,意外导致左右势力的消长。

街头向来是美国左翼的主场,却因此次疫情而重挫。图为美国的极左反法西斯运动Antifa。(Getty Images)

美国的左翼势力向来是街头常客,但面对此次病毒肆虐,大部分左翼都响应隔离政策、取消公共集会,网络因而流传此般讪笑“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这么听话过”。反观保守右翼一方,其虽也受疫初的隔离政策影响,却显然比左翼更具优势。

美国的左翼之所以要频繁上街,一大原因在于资源短缺。其不似右翼般拥有全国性媒体与跟踪报导,只能勉强借日渐边缘化的地方媒体获取曝光度,加上劳工阶级的脸书活跃度只有中产的6%,故左翼愈发仰赖街头力量,以弥补自己在数据时代的劣势。

然而疫情带来的社交距离却正中左翼要害。右翼阵营在二、三月时转为在线活动,待到四月天时地利人和,随即动员各地白人工人上街反抗居家令,同时利用数据优势渲染“结束隔离、立即复工”等声浪,其背后自有挺特朗普、拥枪、新纳粹、另类右翼、前茶党组织等给予有力支持;反观左翼阵营,过去每有右翼团体集会,前者总能挟人数优势前去干扰,但疫后其大多遵守居家禁令,自将街头主场拱手相让。

5月25日佛洛伊德命丧白人警方膝下,美国由此爆发1968年后最大规模示威。(AP)

尽管如此,天有不测风云,5月25日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命丧白人警方膝下,美国由此爆发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后最大规模示威,走上街头的不仅有因疫失语的左翼,还混合着民权势力与失业群众,以及趁火打劫的不法份子。

面对全国乱象,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外显态度相当强硬,以“恢复秩序”为主要论述,背后原因除其本身的意识形态外,也有极大动机是为5个月后的总统大选催票。这片混乱对特朗普而言,既有可能是送其上青云的春日和风,也或恐是吹折其连任旗帜的不祥阴风。如今的美国尚未走出紧张疫况,便随即被示威袭卷,除了引发政治效应外,恐也将打乱得来不易的复工复产契机。

黎巴嫩:治理失能怒火再起

而在中东,黎巴嫩也正为街头示威苦恼。3月中旬以来,黎巴嫩出于防疫考虑,宣布全国居家隔离,如今虽因疫况良好而逐渐解禁,却得面对抗议浪潮卷土重来的现实:5月开始,黎国人民重新上街,或游行抗议,或对银行与政府投掷汽油弹,而这场骚乱的导火线,其实早在去年下旬便已燃起。

2019年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出于财政考虑,宣布对WhatsApp用户课税,结果引发滔天民怨,许多民众愤而走上街头。在骚乱持续近两周后,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于10月29日宣布辞职,但街头仍是零星示威不断,直到疫情爆发才有所消退。

2019年10月,黎巴嫩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Reuters)

回顾这场危机,民众看似为无理税制示威,实是不满该国的治理陈疴。自打建国以来,黎巴嫩便深受宗派政治宰制,逊尼派、什叶派、马龙基督派彼此争斗,并在1975年爆发长达15年的内战。战火虽以基督徒向穆斯林让权告终,但各宗派间的分野更加固化,伊朗、叙利亚等外部势力也在内战期间长驱直入,成为各方势力的境外靠山,无形中激化了宗派对立与冲突。

2005年,黎巴嫩爆发雪松革命,最后成功逼退叙利亚驻军,却让黎国政坛从此分裂出“3月8日联盟”与“3月14日联盟”两派,前者主张和叙利亚与伊朗交好,成员多为什叶派与基督徒;后者则主张亲美反叙利亚,成员多是逊尼派与基督徒。这两派人马长年互斗,抵制彼此议案,制造无数政治僵局,曾导致黎巴嫩总统人选难产长达两年,更让许多民生议题被囫囵吞枣,2015年爆发的垃圾山示威即为一例。

当时政府仓促宣布关闭首都贝鲁特的几处垃圾场,除让回收公司停收垃圾外,毫无其余配套措施,导致大量垃圾堆满城市街道,贝鲁特几乎淹没在一片垃圾海中,不满群众遂在街头集结,最后演变成超过十万人的大型示威。随着示威时间拉长,人民的主要诉求也从垃圾问题,扩展至终结停电、解决政治僵局等,可惜多月过去,问题仍在。

2019年的WhatsApp示威也同此理。黎巴嫩基础设施脆弱、行政效率不彰,外债更是逐年高升,未免国家破产,政府盼能开源节流,但受限于宗派政治掣肘,大刀阔斧的改革难期,只能以对WhatsApp使用者加税等措施,将成本转嫁到民众身上,结果反倒迫使人民上街。

类似场景在黎巴嫩屡屡上演,但政府的响应逻辑又万变不离其宗:以拖待变。此次示威的直接动机,在于疫情导致黎巴嫩磅重贬,由过往的1500比1美元,暴跌到了4800比1的境地,新仇加旧恨,结果就是疫情过后示威再起。

伴随疫后的经济疲软,示威或许改变不了黎巴嫩任何现状,却恐将更频繁的出现,最后成为该国疫后秩序的常态。

黎巴嫩如今警民冲突再现。(AP)

巴西:总统亲身参与示威

示威的怒火同样在拉美的巴西窜出,但其特殊之处在于: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亲自参与。

如今的巴西确诊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美国之后,博尔索纳罗却因操作民粹得当,光环加身。根据统计,在巴西2亿人口中,约有1,14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里,此处不仅空间拥挤,也不受卫生保洁、自来水、电、垃圾收集等基本市政服务覆盖,本就是流感、麻疹、肺结核与登革热的大本营,面对新冠病毒,自然更无抵抗力。

此外,贫民窟居民既缺乏远程工作所需的计算机,也大多在基本服务业谋生,例如担任收银员、医院清洁工人、司机、厨师、家庭帮佣等,自然难以杜绝感染风险。某些贫民窟的疫情,便是透过富人小区的度假归国者,传给了必须工作以求温饱的底层人民。

然而博尔索纳罗正是扼住了这处软肋,挪为自身的政治筹码。对生活在城市边陲的贫民而言,工作未必导致染疫,不工作却几乎注定饿死,因此自打4月起,巴西便迸发了大大小小要求解封的街头示威,参与的绝大多数都是底层贫民,其怒吼生计不济,并与抗议总统轻忽防疫的医护人员、记者爆发剧烈冲突。

而博尔索纳罗在防疫过程中,时常口出“新冠肺炎不过是小流感”、“隔离政策将重创经济”等话语,自易吸引贫民支持;其也顺水推舟,屡屡参与反对封锁政策的示威游行,并将全国医疗系统崩溃、封锁政策重创经济等罪名,全数推到各州州长身上,不仅发表“封锁是暴政”等言论,还和支持者一同在大街上俯卧撑,藉此证明病毒不足为惧。

截至6月7日为止,巴西已有67.6万人确诊,并有3.6万人命丧新冠病毒的獠牙下,许多地区因政府毫无作为,逼得当地黑帮与毒贩自行出面宣布封城防疫,但博尔索纳罗仍在民间享有一定人气。

5月31日,大批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在巴西利亚游行,支持总统反封城的立场。(Getty Images)

上述三国案例,构筑了几类殊异的示威风貌。美国的示威脉络彰显数字时代的全球左翼劣势,又因一件带有种族与阶级色彩的执法过当,引爆全国骚乱,但这股力量受政治力左右,最终被政治人物视作总统大选的宣传品;黎巴嫩则是先天失调,疫情尽管能暂扼示威之火,却只会加倍暴露治理与经济缺陷;巴西久陷发展困境,疫情加剧了底层、中产、上流社会间的阶级冲突,街头示威最终成为民粹领导人的政治养分。

曾经,人们视病毒为召唤死亡的终极魔王,没想到伴随其后的,还有清剿重启、无尽暴露。对许多政体、领导人来说,防疫的至暗时刻即将远离,但如何面对街头的革命之火,或恐成为疫后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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