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暴力改革有一个未曾谈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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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美国明尼苏达州(Minnesota)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议会中的多数成员表态支持解散当地警局,并声称要寻找一种新的“公共安全模式”(transformative new model of public safety)。

随着美国示威进入第三周,“解散警队”(Disband)和“削减警队经费”(Defund)成为示威者的关键诉求,而美国警察改革更可能成为这场运动导致的社会变化。然而,要解决警暴问题,美国社会也终需反思国内的枪械文化。警暴和持枪权,两者实不可分。

美国热话:深化改革警队

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议员最近“解散警队”的呼吁是美国最极端的警队改革方案,但并不是唯一的改革计划。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示威开始以来,纽约市和洛杉矶市长都提出要削减警队经费。

上周,洛杉矶市长加塞蒂(Eric Garcetti)向在市政厅外游行的示威者表示,他将从洛杉矶警察局的预算中削减高达1.5亿美元。加塞蒂解释说,这笔钱将用于支持“有色人种社区”(communities of colour)。在纽约,因抗疫不力、放纵警暴而被批作“史上最差市长”的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也终于在6月7日表示,纽约市将把纽约警察局的一部分资金转移到青年活动和社会服务上。

虽然这些改革只发生在城市层面,但国家政客也开始辩论这个问题。民主党已经宣布,本周将发布一项针对警察不当行为和种族偏见的全面警队改革法案。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前总统竞选人布克(Cory Booker),在6月7日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节目中说:“我们这个社会的警力过剩”,资助警察“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加剧”。

口号有别 殊途同归

Black Lives Matter活动的创始人加尔萨(Alicia Garza)解释说,“取消警队经费”并不是说社会不再有警察,而是要“将资源投资于我们社区所需”。这是什么意思呢?

据《警务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Policing)的作者社会学家维塔勒(Alex Vitale)表示,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个别警察会有不当行为”,而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要通过警察解决社会的各种问题”?黑人面对的问题原来不一定要由警察解决,而更多的是精神健康问题、青年教育问题、露宿街头问题等。维塔勒指,问题是在美国,“官员决定把黑人社区的问题变成警务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削减警队经费”的意思并不仅仅是减少警察的预算,同时也是减少警察的责任。有些问题,不能通过带武装、随时能用暴力的警察解决,更需要由社会工作者或社区调解员去缓和警民关系。

那么“解散警队”呢?想大刀阔斧改组警队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议员声言要“解散警队”时,承认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我们不清楚一个没有警察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议员表示,未来要怎么做,要通过公众咨询、社区的反馈才会决定。

然而,明尼阿波利斯市不是美国第一个要重组警队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前途未明,但我们可以从其他警察改革的例子找到线索。

2012年新泽西州的肯顿(Camden)因犯罪猖獗,当地决定解散以及重组警队。结果:民众对警方的投诉案,从2014年的65宗减至去年的3宗;当地的谋杀案也比2012年减少了超过六成。

改革最重要的元素不是“解散”,而是改革警民关系,加强社区警民关系。

不过,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将以前的警队解雇而达成:那时候重新聘用的警察,大部分是原有警员(以新的雇用条件聘用)。改革最重要的元素不是“解散”,而是改革警民关系:改革之后的警队,放弃了过去只注重枪械使用、自卫、体能等训练模式,转而大大加强了社区警民关系、缓和事态、消除隐性歧视的训练。

其实,任何改革方案的根本,也需着眼于改善警民关系,美国警暴问题不仅仅只在于改革警队。除了警察与公会和检察官的关系外,也有美国史上的结构性民族主义问题;还有一个在这次示威较少讨论的问题,就是社会过度武装问题。

↓↓↓非裔汉疑因警方过度暴力执法致死 导致美国多处发生示威或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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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私了”的美国警察?

当美国的国父们通过《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时,他们刚刚结束了与英国的独立战争。该法案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人不再受到政府不公的暴力侵害,尤其是第二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持有武器和组织民兵的权利。这条修正案背后的逻辑,是打破政府对暴力的垄断,从而限制暴政。

宪法赋予的持枪权利,则徒使美国成为一个人民过度武装的社会

然而,身为白人奴隶主的国父们的视野与今天自然是不同的。独立战争后快250年的今天,军工科技突飞猛进,且与资本密切捆绑,大众即使持枪也无法与政府相抗衡,而宪法赋予的持枪权利,则徒使美国成为一个人民过度武装的社会,使警民冲突远比其他国家危险。

随着最近美国示威的爆发,美国媒体很多头条新闻都集中在同一个事实上:美国警察开枪杀人的数量和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然而,他们并没有提出相反的事实:美国警察被枪杀的数量和比例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持枪者的恐惧

早有研究表明,人均持枪量和与枪支有关的死亡率之间有显著的关联。警察死亡也是如此:《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年期间,人均持枪量每增加10%,就会在州一级增加10名被枪杀的警察。

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所面对的处境,远比他国同行危险。他们也会担心遇到持枪者的袭击,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用致命武力做出反应,乃至先发制人。由于担心自己会被枪击,美国警察曾将手机、工具,甚至玩具枪,误以为是真枪而开枪杀人。

饼状图提供2009年至2018年用于杀害执法人员的武器类型的百分比分布,枪械占92%以上。 (联邦调查局)

换句话说:美国警察暴力问题背后的一个因素,恰恰是民众握有比他国更高的暴力资源。这也进一步说明,解决警暴的方法,绝不是“让民众合法拥有更多暴力资源”。

人们还要反思的,是美国对公民使用武器的文化。

放眼未来,美国警察暴力问题仍有待许多相关问题的解决。未来几天,我们将看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对“解散并重组警队”提议的后续反应,立法体系在警察改革法案方面究竟会有怎样的作为,也值得密切关注。

然而,若要真正地解决美国警暴问题,那么人们还要反思的,是美国的枪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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