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示威】种族平等改革的挫败 为甚美国史上自我革新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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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种族主义与警察暴行的美国示威迄今尚未平息,许多南方联盟与带有种族色彩的雕像都遭推倒,不少企业也跟风表达支持黑人抗争,如谷歌(Google)考虑移除“黑名单”(Blacklist)之类的“歧视”词汇;索尼(SONY)以“与我们的黑人作者、玩家、员工、家庭与朋友站在一起”为由,推迟PS5游戏机的新闻发布会。但根本性的制度问题却罕有人愿彻底改革,这种自我纠偏机制的缺失,可说是自美国建国初期就埋下。

示威者试图拉倒白宫附近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雕像。(Reuters)

历史上,美国人民深信自己是“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上帝选民,因此即便面对一边高喊“人生而平等”又一边蓄奴的矛盾,美国仍不觉得有何冲突。即使1787年达成的“五分之三妥协”(Three-Fifths Compromise,每名黑奴算做五分之三张选票,用以分配各州众议员名额,但黑奴却无选举权)形同保障白人资本菁英的统治体制,有违人权精神,美国社会仍愿意接纳。如果对此有所争论,那也只是因为南北各州对彼此势力消长的互不相让,绝非体认到种族平等的重要性。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曾批评美国“这种偏执而令人厌倦的爱国精神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他无法理解,为何美国人能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却仍自满不已。他还形容过:“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不但不希望改革,而且打心眼里害怕革命”,委婉地道出资产阶级把持政权与资源的实情。其实只要将这两点观察结合后,便可发现美国自我革新的动力何以如此低落。

这种心态的延续,有赖于资本寡头的垄断与扩张,只要人们能积累财富的可能性越大,就越不愿触动任何能导致经济与政治平等的法律。比如19世纪末曾有人士想效法中国与英国建立稳定专业的文官制度,结果遭大多数美国政客反对,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卡本特(Matthew Hale Carpenter,1824─1881年)甚至高喊“进天国不需要考试”;伊利诺伊州众议员罗根(John Alexander Logan,1826─1886年)则诋毁称“这个法案是为了本国的贵族而设”。虽然政客们以“平等”为由拒绝改革文官制度,但恰恰是因为这种选才方法较公平,凸显了资本菁英利用财富优势影响选举结果的荒谬,故受到强烈反对。

1898年美国国务院声称“如果要保持美国的工人和技工整年不致失业的话,我们每年都得考虑为不断增长的剩余产品寻找海外市场”,替帝国主义持续向海外扩张背书。这种逐利性格既强化了既得利益者的位阶,同时也保障渠等能不时挤出些利润来安抚中产阶级,进而瓦解后者的反抗性。而这便说明何以只有最受压榨、最享用不到些微福利的少数族裔与工农会挺身反抗,尤其以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俱属弱势的黑人最为激烈。

所以针对种族问题,若非少数族裔抗争的程度无法再回避或影响到自身利益,美国政府也不愿轻易触碰。1946年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年)曾任命一个民权委员会,该委员会报告称“我们的民权记录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问题。全世界的报纸和广播都在关注。那些满脑子对抗意识的人特别强调甚至无耻地扭曲我们的缺点……他们试图证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只是彻头彻尾的欺骗”,矛盾又隐讳地承认确实存在种族问题,但又卸责给外力的煽动。因此直到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通过前,美国政府连形式上的平等权利都不肯给予黑人,改革步伐十分缓慢。况且即便法案通过,美国也不愿全盘改革教育、经济、医疗等涉及资源分配的结构性问题,反较乐意强调形式上的种族和谐,或抬举较无威胁性的反对派人物,如主张和平抗争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年)。

因此托克维尔见到的矛盾景象,至今仍在美国魔幻上映,尤以漫威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为最知名的象征。制片商以导演、编剧、演员、工作人员等几乎都是黑人为号召,强调这正是“黑人至上”的胜利,许多黑人更是兴高采烈地前去收看。然而《黑豹》中的虚构黑人王国瓦坎达既存在先进的科技,又保有与生产技术不相匹配的部落制度,王权更是通过决斗得来,实为欧州中心观“高贵野蛮人”的再版想象,以此投射黑人地位的上升根本不符实际。

而且担纲反派的男二是个接受美国训练、决心以武力争取黑人权益的特工,结果最后反而被受到美国白人特工协助的男主角杀死。不过显然美国大众未读懂这层恫吓,《黑豹》甚至在“政治正确”的光环下夺下多座奥斯卡奖项,以最反讽的方式凸显美国社会缺乏整体批判性思维、以及资本主义如何消磨与改造受压迫者反抗性的弊病。

当制度与道德优越感普遍存在于社会后,即便美国人民发现有了瑕疵,也只会认为能够上街抗争便是种变革的推进,嘶吼得越大声便代表美国越自由,资本菁英们也乐得推波助澜,以免人民聚焦在最关键的制度问题。但回顾历史,没有一次巨大变革是仅仅通过改词汇、推倒雕像、修正教材所达成,这只会消灭了更进一步的反抗性,忽略实事求是、改善贫富差距与社会结构才是最根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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