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冲突】喜马拉雅的阴影 印度何以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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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访华,高龄84岁的邓小平亲自接见,为两国僵持三十余载的疏离破冰。邓小平表示,中印两国对人类负有共同责任,应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人们都在议论说下一个世纪是亚太世纪,好像这个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其实,真正的亚太世纪,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

30年过去了,言犹在耳,中印也已跻身大国之林,但双边的现实互动依旧时有龃龉。从1962年的边境战争,到今年6月的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对峙,某些心结就像积雪千年的喜马拉雅山脉,始终在两国间横亘。

1988年12月21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的欢迎。(AFP)

误读致使对峙

就历史视角观之,中印之间的深层问题,在于70年来印度屡屡误读中国的对外行为。

以1962年的边界战争为例,中印关系自此由50年代的双边合作,急转为分立对峙,但这场战争的根源,其实源自印度对中国的意向错估。早在战事爆发前,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便屡向中国“示好”,包括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放弃在西藏的相关特权等,后者尤其被印度内部视作前所未有的让步,悲剧也由此而起:印度自认已对中国“极度友好”,故料想中方应能包容自己在边界上的强硬立场。

然而事实明显不如人愿。印度军队屡屡越界挑衅、建立据点,中方多次沟通未果,只能开战。战役最后以印度的败退告终,即便中国因长远考虑而主动撤军,仍旧难解印度心结。此战不仅导致尼赫鲁政府垮台,也强化了印度媒体与知识界的抗中论述,将战事起因归咎于所谓“中国背叛”,加上中国又在战后扶持与印度长年不睦的巴基斯坦,更加坐实了印度的虚构叙事。

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北京出席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尼赫鲁访华举行的招待会。(新华社)

这并非印度对中国的首次误读,也不是最后一次。前者对中印边界的执迷,既有英国划定麦克马洪线的因素,也有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作用,其认为中国终有一日要挥军南下,为求先发制人,印度多年来屡屡越界建立据点,望能在开战前掌握主导权,这才酿成无数冲突与对峙,边界战争不过是加剧了其心中的“示好无效”与“中国威胁”两大图景。

1981年后,中印双方虽有几次领导人互访,却在印度人民党开启核试验后再次冻结,人民党甚至也不讳言,表示核武的假想敌便是中国。类似的模式,多年来屡屡重复,中印关系即便数次回稳,依旧难逃风声鹤唳的困境,不仅屡屡爆发边境对峙,近年更在气候问题、水资源问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上出现分歧。而此矛盾的背后原因,便在于中印的第二层困境:国家想象错位。

中印的国家想象错位

国家利益向来受国家身分所建构,进而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所谓“背叛”与“中国威胁论”,便是印度对国家角色的认知与中国相互错位的结果。

印度的近代史主体源自英国殖民赋予的现代性,早在独立前,其便心怀浓厚大国情结。这股情绪随解殖而强化,如今的印度视泛印度洋地区为势力范围,积极插手区域事务,并自认是此区唯一领导者,故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强烈防范心理与干扰冲动。即便是毫无敌意的举措,都能被识别成中方别有用心的图谋。

印度的大国情结,使其自认是泛印度洋地区的领导者,图为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Reuters)

但相对于印方的“泛印度洋大国”想象,中国虽也是大国中心主义挂帅,却有着殊异的自我角色界定。在中国的想象中,其自认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换句话说,中方并不把印度当做首要安全威胁与互动对象,即便有所提防,也大多是在中美印、中印巴等多边关系的考虑下。

长年以来,相对于互动复杂的中美关系,中国对印度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西线无战事”方针上,即希望降低边界“起火”的频率,且要避免印度完全站到自己对立面;但对意欲掌控泛印度洋区的印度而言,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与影响力,本身就是对印度利益的侵犯,早年的中巴友好已令印度大为光火,近年则又多了新的火苗:“一带一路”。

边界冲突是互信困境的体现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为印度提供了经济成长的契机,印度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也选择参与。但综观其立场言行,其实尽显警惕与防范。

在南亚大陆上,印度忌惮中国蚕食自己的地缘影响力,自然不乐见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一系列中国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各地的基础设施等项目。而在海洋战略上,由于南亚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的连接地带,故中国在此的一切举措,又极易被识别为对港口的觊觎,以及对印度洋军事势力的图谋。

综合上述考虑,在南亚相关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印度态度始终摇摆。出于对中巴交好的阻却,其公开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在经济发展与拢络南亚诸小国间,其采用中间路线,即选择性地参与亚投行等计划,但同时提出由印度主导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例如东向发展计划、孟加拉国湾倡议、蓝色经济计划等。

但尽管如此,印度犹嫌不足。自从“一带一路”项目进入南亚与印度洋,印度便如坐针毡,失势的焦虑促使其寻找外援与打破平静。首先,面对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印度本身虽有不结盟政策的历史经验,但仍选择将其视作地缘政治的新倚仗,并在2017年重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强调加强安全协作,以削减中国与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其次,边界问题也逐渐从目的化为手段。印度政府开始将与中国的领土冲突当作筹码,在需要时打出,或为解决国内压力,或为敲打中国。2017年长达72天的洞朗对峙便是结果,此次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也同此理。到头来,仍是双方互信严重不足导致。

近日,因为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印度多地蔓延着一股“抵制中国制造”的情绪。人们焚烧中国家电和商品,一名工会部长甚至希望禁止餐馆出售中国食品。(AP)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12月的数据显示,印度约有46%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观感,持正面观感者只有23%;而面对“一带一路”项目,约有20%的印度民众认为其有助提升本土经济,但有61%的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会对印度产生负面影响,更有高达71%的民意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军事实力感到担忧。

在印度内部,除了印度共产党、左倾学者与记者、和平主义者对中国较为友好外,“提防中国”仍是当前的社会主流,军事精英普遍关注中国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又受强烈民族情绪裹挟,媒体更为博眼球屡屡报道断章取义的中国新闻,无形之中皆为中印关系笼上不安阴影。

短期之内,互信困境会是中印互动的一大隐忧,龙象如何前行,将考验着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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