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谁来拯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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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其效力很快震动了香港的诸多领域,激进民主派纷纷退党,教育局表示课本不应涉及危害国安的内容,TVB草拟相关条款加入艺人的合同,香港公共图书馆也对一些书籍进行“复检”,这些新闻自然引起了民众对未来的担忧。

香港社会的确有无奈和焦虑的情绪在弥漫,此时国际舆论也加紧敦促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国会已经先后通过了《香港避風港法案》(Hong Kong Safe Harbor Act)和《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已提出为数百万香港人提供移民英国的机会,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声音表示应向港人提供移民便利。

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可能推出的移民措施,在很多人看来是港人在面临忧虑时值得期待的前景。美国和英国对香港事态的反应,又将如何影响香港问题的进程?香港的持续繁荣和未来道路,究竟被谁掌握呢?

香港国安委举行首次会议,全体成员集体亮相。(香港特区政府)

“关切”的表面和本质

对于《港区国安法》的通过,反应最高调的国家是美国,率先做出移民便利承诺的国家是英国。作为民主世界领导者的美国,以及作为香港前宗主国的英国,对于香港能否继续保持民主、自治、自由而表态,是在情理之中,即便美英两国的措施很难改变北京对国家安全事务的决定,这仍然被外界理解为是民主世界向威权和专制的斗争。

首先,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推行,不仅是美英外交上一贯的传统,也是具有国内民意基础的政策。特别是在当前的舆论压力之下,美英两国的政客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压力,无论是美英采取的措施,还是G7外长针对该法案的声明,或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对此的表态,都的确是对香港当前自治自由的声援。

不过,在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同时,美、英也有其他的政治考量。对美国来说,在中美冲突矛盾越发激烈的情况下,和中国的竞争已经成为了美国外交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走向,然而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两年的贸易战并没让美国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因此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越来越成为美国对中国发起攻势的中心。香港曾是冷战时期的反共“最前沿”,多年来也作为美国官方表述中的“民主样本”,持续对内地施加影响。当前,美国极力反对国安法落地,既是继续以香港问题增加北京的压力,也是在维护美国在香港的既有利益。

英国的意图和美国则不尽相同。从外交层面来说,曾和中国签下《中英联合声明》的英国,一直以来都认定自身有对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责任,就香港问题出台政策,事关英国的“面子”,即便当下具体移民政策如何落地尚未确认,但公开承诺是有必要的。从内政层面来讲,约翰逊当前更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英国疫情明显严重于欧盟,和欧盟、美国的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脱欧”前景在后疫情时代更具挑战的多重压力,此时高调回应《港区国安法》,也难免被视作转移公众注意的公关之举。

其实,细究英国关于接受香港移民的新规可知,多达30多万英国海外护照(BNO)持有者,根本不可能短期内移民英国,遑论300多万符合申请资格者?当下,香港民众对未来多有忧虑,不排除将爆发类比1990年代回归前的移民潮,当年预估至少5%的港人选择移民,又或是获取了海外国籍或居留权后返回香港。然而,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一如当年:如何在英国获得一份工作和收入,在等待入籍期间是否能享受包括医疗保险证在内的国民服务,是否要变卖香港资产,都将是现实的阻碍。

因此,美英两国的政客在面对《港版国安法》时,除了价值观层面的支持,也和面对各种国内问题时一样,表面上的承诺与表态是一回事,落实实际政策时又是另一回事。这种落差决定了港人不可能在当前的焦虑之下完全依赖于美英的“帮助”。更何况,美英及其他西方国家会否针对国安法有所举措,有何举措,本身也取决于国安法如何在香港落实。

解码港人对国安法的恐惧

《港区国安法》究竟会给香港的制度和港人的生活方式带来多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执法的过程。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香港民众带来更大的焦虑,和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气氛相似。

无论是当年或是现在,香港民众在任何时期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若这次中央立法造成移民潮的再次出现,也只能说是意料之中。不过,民众恐惧国安法、抗拒“第23条”立法、乃至去年排斥《逃犯条例》修订的原因,显然并不只来自于法案本身。

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街头设立了港版国安法的宣传广告牌。(HK01)

之所以恐惧这一立法将带来香港“法治”的终结,和香港社会对内地立法、司法、执法系统根本上的不认可有关。一直以来,西方社会从不缺乏对中国内地的质疑,认为中国的法治实为“法制”。对很多香港民众来说,此次《港区国安法》及其所赋予香港执法机构的权力,以及因应设立的相关机构,几乎就是镇压异议者的别称,更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这一罪名来源于中国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的“反革命罪”,而让外界容易将这一立法和中国近代发生的多次政治清洗联系起来。

当然,这背后是香港社会对北京政府本身的不信任或不理解。香港回归后,虽然和内地同属一个国家,但是在经贸关系日趋紧密的同时,两地在教育、文化、舆论乃至民众的生活习惯之间始终存在一道很深的,越来越深的隔阂。相反的是始终深度镌刻香港社会和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西方文化以及价值理念,其中更包括了对中国内地政治制度固有的很多判断,加之香港时常成为内地异议人士的避风港,港人对内地的负面印象不断得到印证。

以上这一切反馈到民众生存的现实之中,最终归于港人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担忧。很多香港民众乃至欧美舆论皆显然深信,香港的繁荣系于其自治的地位以及和西方相通的自由体制之上,而《港区国安法》如果对此造成破坏,那么香港未来的发展必将每况愈下。不过这种普遍的看法,着实片面。

香港繁荣的根基

《港区国安法》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并非削弱香港自治、剥夺香港当前自由的一项法案,而是要改变香港长期重视“两制”而轻视“一国”的现实,并且打击北京看来长期在香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势力”。当然,这样的目的是否能达成,还需观察执法的情况。

退一步来讲,决定香港繁荣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其一,香港人当下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香港作为金融中心,依托的正是自由的营商环境和人员往来,特别的关税政策,独特的法治条件,也包括在学术、出版和舆论方面的自由度。但这只是香港繁荣的一大因素。另一方面,回顾过去23年,乃至过去数十年,香港的繁荣依托的更是中国持续的动能及对外界庞大的吸引力,香港既背靠大陆,享受同为一国的政治便利,又在两制之下保持着类同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条件,这使得香港至今仍然是外资进入内地的最大渠道。

因此香港的繁荣既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独特的政制安排,亦源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持续而稳定的繁荣。

香港当下的发展既需要归功于自由而完善的制度,有需归功于香港民众的劳动,以及香港在时代变迁和中国崛起过程中扮演的特殊定位。所以,香港若要迈向一个更为稳健的前景,便不可能依靠任何国家的“拯救”,而是意识到造成自身繁荣的因素,找到造就当下动荡的根源,并且在新的变迁中找寻最有利的位置。从这一点看来,《港区国安法》既是某些“习惯”、“常态”和“自由”的终结,同时亦可以是一个积极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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