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回应“失败国家”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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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近期仍在恶化,截至7月8日,美国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万,现存病例逼近200万,7月初美国单日新增病例连续3天超过5万例,现在仍保持单日4万以上的新增速度。在白宫努力把病例数增加归结于检测规模扩大的同时,多州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ICU)接近收治能力的情况已经说明了严峻的现实。

在第二波疫情恶化的冲击下,关于美国政府乃至社会在疫情防控上的缺失,乃至美国制度的漏洞,再次成为美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的焦点。这次疫情可能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美国,也包括美国民众自己。在欧洲、亚洲国家疫情恢复的情况下,外界关于美国“灯塔”不再,甚至出现了不少“美国是一个失败国家”的声音。

疫情下的美国,究竟如何回应这些批评之声,又该如何重新审视曾经引以为傲的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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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面对现任白宫逆科学而行,频频发出不利于防疫的公共建议,美国各州县及各机构依旧能够相对独立地推动防疫工作,乃至如新英格兰地区各州作为美国疫情初期最严重的地区,而今相对稳妥地管控疫情,这都说明美国官僚体系得以独立而稳定的运转,凸显其成熟性。

而国会、法院乃至舆论对行政体系决策的驳回和矫正,也说明其制度设计的稳健。

然而即便有着如此制度优势的美国,也是不免要因应时势和自身现况的变迁而对自身制度予以调整和补充。美国体制的吸引力,并非在于将开国元勋对美国宪政的奠基一成不变地传承和沿用。美国宪法共经历了27次修正案,有的修正案讨论甚至历时200多年,正是这些政治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美国走到了今天的位置。这种纠错能力就是美国体制的生命力,其重要性在今天更得以体现。

疫情再度提醒美国,再优秀的制度和官僚体系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再完善的计划都需要社会上下的行动配合。

特朗普在防控疫情中的角色始终有所缺失。图为7月4日,特朗普在“向美国致敬”活动上发表讲话。(AP)

首先,疫情暴露的美国领导力问题很严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疫情之下的表现,将其商人思维和作为总统不该存在的任性、情绪化、固执己见以更危险的形式体现。

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也曾经展示过政府规划统筹的能力。比如2005年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为应对H5N7型流感,曾经制定了美国首个流感防控和应急规划,2006年推出《大流行性流感国家战略行动预案》。这也为后来2009年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对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奠定了基础。当时,奥巴马政府为迅速对疫情作出反应,也做出过相当详尽的计划,给每一步的政府行动都提出了决策依据。

然而, 特朗普政府则从一开始就轻视甚至是忽视了疫情的危险信号,至今也没有拿出有效的联邦策略,从3月的政治挂帅,称疫情会“奇迹般地消失”,到追责中国、世卫组织(WHO)来转移视线,再到后来不顾疫情反弹重启竞选活动,每一步选择都令美国卫生专家无可奈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一直在防控问题上批评中国,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图为6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蓬佩奥背后的屏幕上显示着“美国是民主的捍卫者”。(AP)

正因白宫领导力的失灵,导致联邦没能第一时间对疫情的出现作出适当的响应,没有适当的计划,无法统筹防控政策,因此出现防控物资不足、各州哄抢防控物资、联邦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抱怨的混乱情况。此次疫情二次爆发,更和白宫鼓励美国复工复产以及南部州的积极响应有很大联系。美国层层防控失误和多少生命损失相关,无法估量。

第二,疫情再次体现出权力制衡的失灵。防控过程中,白宫作出了很多令人乍舌的决定,比如拦截其他国家的防疫物资、退出WHO、在疫情尚未出现拐点时匆忙复工等等。然而,美国立法、司法部门在疫情的灾难下几乎对白宫难以有任何制衡作用。即便美国国会众议院现在由民主党掌控,且民主党对特朗普政府的防控策略批评不断,但是除了在两党短暂共识下提出的“纾困法案”之外,并不能左右防控进展。

总统权力如何制衡,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一直是焦点之一。这次疫情让外界更加关注到特朗普对政府机构的改革,是如何削弱了美国在防控疫情方面的准备能力,如白宫曾多次提出减少美国疾控中心(CDC)的预算,直接将疾病大流行预测和预测科学技术工作组全部撤掉,减少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等等。同时,白宫几次的人员换血,最终留下的高层更多以讨好特朗普、精明于政治斗争闻名,而如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一样的专业人士则少之又少。如何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将是未来美国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

美国国家过敏及感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福奇此前担忧,美国的疫情如果继续发展,单日新增病例可能超过10万。(AP)

第三是官僚体系需匹配科技的变化。新冠肺炎快速蔓延全球,一方面是病毒本身的传染性明显高于过去的流感,另一方面也在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疫情传播的速度。疫情防控中,德国、韩国的成功例子多有大数据、追踪技术和生物科技的加持。

实际上,在对抗H5N7型流感和后来的甲型流感过程中,美国官方曾率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疫情的发展进行预测。如今虽然美国科技仍旧领先,但在开发诊断工具、疫苗研发、数据追踪的方面,主导进程的一直是企业,政府的协调和策略在这方面比以往更加淡化。这虽然一方面有利于效率,但是在疫情的挑战下企业主导的防控毕竟缺乏平衡和公平。要提升美国官僚对此的掌控力,也需要体制的改变。

实际上,除了政府决策层的失责和领导力缺失以外,疫情还暴露了民众缺乏防疫意识、不愿配合防控的问题,而这当中既有无可奈何,譬如失业、收入、存款等问题,人们必须找工作、必须复工;又有长期政策适当的问题,譬如教育资源大量集中于费用高昂的私立学校,让阶层之间的教育水平继续拉大,甚至一部分社区的教育只得由宗教组织填充。另外医疗体系、社会保障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原因长期积累最终造成恶性循环。

这归根结柢还是美国在“政府究竟该扮演怎样角色”出了问题,一个保守派所推崇的小政府,无法应对很多今日之问题。美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长期缺位,导致更加撕裂的社会让美国既有的诸多体制失灵,更加制约美国政府的领导能力。美国制度之中的可取之处,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难发挥效力,美国未来的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由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发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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