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博物馆再成清真寺:土耳其对“西方”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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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宣布废除1934年的内阁法令,终结了圣索菲亚(Hagia Sophia)86年的博物馆岁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随后也签发总统令,恢复了圣索菲亚过往长达482年的清真寺地位。

根据土耳其政府规划,未来的建筑体将划分为礼拜与参观用两区,前者供穆斯林使用,后者将继续向各国游客开放;而恢复清真寺地位后,也将取消博物馆原有的收费机制,未来圣索非亚将能免费进入。埃尔多安表示,“作为世界的共同遗产,圣索非亚将以其新地位,用更真诚的方式拥抱所有人。”

然而除了土耳其人与穆斯林外,世界对此事的反应普遍是惊愕多过赞许。建筑体改制,竟能引发国际规模的满城风雨,主因还是其牵涉了西方与土耳其双边的历史主体问题,两相纠结,宛如烈火遇上甘油,引发舆论爆燃。

2020年7月10日,圣索菲亚由博物馆再成清真寺。(Reuters)

一切源自1453年

综观此次外界批评,大抵有三大来源,一是教皇、各东正牧首等基督世界领袖;二是与土耳其有过历史情仇的相关国家,例如希腊与塞浦路斯等;三是西方的政治机构与组织,例如美国国务院、俄罗斯外交事务委员会、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而批评的理由,大抵不出横陈百年的历史情结。

圣索菲亚博物馆始建于公元532年,彼时“伊斯坦布尔”尚是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位处首都的圣索菲亚不仅是拜占庭建筑典范,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然而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灭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因而陷落,圣索菲亚教堂(Church of Hagia Sophia)也改以“阿亚菲非亚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Ayasofya)之名存世。

而尽管帝国已灭、首都已远,教堂也被加上唤拜塔等伊斯兰元素,成了清真寺,基督世界仍对圣索非亚怀抱念想。但历经近600年分隔,这份念想早与政治要求脱钩,且不论西方诸国在奥斯曼逐渐站稳脚跟后,便纷纷与其建立外交、商业关系;就连在君士坦丁堡刚陷落不久的1459年,教皇提议发动十字军,基督世界的政治领袖也多冷漠待之,致使提议胎死腹中。

圣索菲亚内部既有基督元素,也有伊斯兰符码。(Reuters)

缺乏主体的追念

此外拜占庭灭亡后,帝国的遗产名份随即被各政体瓜分,致使追念的主体驳杂不堪。例如保加利亚在拜占庭尚未灭亡前,便自称罗马正统继承人,更在帝国覆灭后自称“第三罗马”,并以沙皇格勒(Tsargrad)一词称呼伊斯坦布尔;无独有偶,莫斯科也自称第三罗马,为拜占庭继承者,并自保加利亚处袭用了源出恺萨(Caesar)的“沙皇”(Tsar)一词,同时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

然而,渴求继承者名号的并非只有上述政体,奥斯曼苏丹在攻灭拜占庭后,也出于统治需要,自称“罗马的恺萨”(Kayser-i Rum),为拜占庭法统的继承者。上述头衔不仅明载于官方文件,也受当时伊斯坦布尔东正教牧首承认。拜占庭由此成了特殊的精神存在,肉体消亡、灵魂分裂,这般模糊状态直至土俄两大帝国相继崩解才算告终,拜占庭之魂正式逸散。各国如今对其虽有情结,却缺乏共感,恰如对待伊斯坦布尔与圣索菲亚的尴尬。

伊斯坦布尔虽曾为基督世界大城、帝国首都,但比起宗教角色,首都的色彩向来更为显眼,这也导致其文化地景易受政体氛围影响,除了圣索菲亚的改制外,城中今日林立的清真寺皆为例证。而西方尽管对圣索菲亚有过执念,却也早在拜占庭主体裂解、承认奥斯曼、放弃十字军路线等背景下,逐渐淡忘,甚至在无数文化作品中,将其与伊斯坦布尔共同异国化,作为东方主义的元素之一。

国际此次的对土声讨,过程仍如教皇当年号召十字军般:一阵哄乱,余下便是无所作为的空虚。缺乏主体的追念,让抨击流为空谈,比起1453年的陷落,此次事件反令人忆起1459年的万人响应、一人到场。在西方对土耳其的口诛笔伐中,行伍尽是出自史书的骷髅,但其究竟能对土耳其有多少杀伤力、又到底是拷问了敌人抑或自己,显而易见。

十九世纪法国插图家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的版画集《十字军东征》。(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伊斯兰回潮

而对土耳其来说,此次改制,也是一次面向西方的身份叩问。

1922年奥斯曼帝国崩解,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党人以威权之姿掌握了国家机器,强推现代化改革,意欲让土耳其摆脱腐朽的帝国前尘,全盘西化,成为欧洲一份子。于是哈里发制被废,伊斯兰的国教地位也遭取消,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成了立国基础。圣索菲亚便是在这般脉络下,于1934年被改建为博物馆,结束了482年的清真寺岁月。

然而上述去宗教的现代化结构有一巨大天敌:民主改革。凯末尔于二战前夕去世,面对随后的冷战对峙,土耳其选择加入美国与北约阵营,从而被迫服膺西方要求,开放党禁、放宽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此态势下,过往凯末尔以一己权威营造的肃杀氛围开始松动,长年位处边缘的政治势力悄然崛起,其中既有自由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也有沉默已久的伊斯兰。

1996年繁荣党(Welfare Party)上台,政治伊斯兰正式崛起,尽管其于一年后便因军人干政而下野,却在埃尔多安等人另起炉灶下,以正义与发展党(AKP)的面貌重归政坛,并自2002年起执政至今。如今的凯末尔党人已难藉军事干政,失势渐成定局。

而随着政治主轴移转,伊斯兰文化也同时回潮,曾经禁止女学生穿戴头巾的大学,如今放眼望去尽是以巾覆发的景象,亲伊斯兰的媒体与频道也有增加趋势。回顾过往,曾是立国基础的世俗化,如今倒像是段尴尬的历史变态期。

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解放圣索菲亚象征的历史主体

然而伊斯兰旗帜下裹挟的,并非只有对宗教的向往,更蕴含土耳其的主体更迭。

当年凯末尔军功壮盛、一呼百应,自然举国无人质疑“土耳其应该加入欧洲”的想望。但经过多年接触,土耳其始终被拒欧盟门外,在欧的土耳其移民也不被视为“欧洲人”,关系挫败激化了文化自卑,终令土耳其发生反弹,欲藉过往历史建构自尊与新主体,从而导致了新奥斯曼主义的崛起。

在此视野下,土耳其的“欧洲梦”逐渐溶解,“帝国梦”则方兴未艾,寄托其上的,既有再做伊斯兰领袖的想象,也有经略中东与巴尔干的野心。此一思潮恰逢土耳其经济起飞、阿拉伯世界动乱,受到数倍加成,如今已是构成国家记忆与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在此脉络下,兼具帝国与宗教意义的圣索菲亚,自然被推到了国内舆论的风口浪尖。

此前西方虽有“解放圣索菲亚”的口号,却细微至极、宛若无声,反倒是土国近年共鸣渐强,只是其要求解放的并非教堂身份,而是清真寺。2015年攻克君士坦堡纪念大典上,已有不少穆斯林在博物馆的广场上举行晨祷;2018年土耳其伊斯兰协会申请在馆内举行礼拜遭拒;2019年埃尔多安公开提出改制圣索菲亚的计划;2020年,最高行政法院终于松开双手,博物馆的封印由此碎裂。

由短期视角观之,埃尔多安此举自有应付选举与经济的民粹考虑;但长远来看,却也足以代表曾被压抑近百年的身份之鸣。如今圣索菲亚再成清真寺,土耳其叩问的不仅有前来声讨的西方国家,更有过去,那一心一意“想做西方”的自己。

2020年7月10日,埃尔多安恢复圣索菲亚的清真寺地位后,民众在寺前广场上礼拜。(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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