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警钟 从俄罗斯远东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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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11日至今,在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Khabarovsk Krai)多个城市持续爆发示威活动,抗议地方长官富尔加尔(Sergei I. Furgal)被捕。截至本文发布前,俄罗斯远东抗议活动仍在进行。

据地方媒体报道,哈巴罗夫斯克市有约三万人上街示威,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2019年夏天俄罗斯民众在莫斯科要求民选议员的抗议活动类似。

然而,这些离首都七千公里的示威与莫斯科抗议活动不同的是,示威者不是普京(Vladimir Putin)经常批评的“受外敌影响”的城市青年,而是印象中原应最支持普京的普通俄罗斯人民。

陈年旧案为何重提?

作为俄罗斯为数不多的、不隶属于执政党的行政区领导人之一,富尔加尔于7月9日被捕,罪名是近20年前的谋杀罪。为此生活在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的数万俄罗斯人于7月11日涌上街头,要求释放长官。

富尔加尔2018年当选时,击败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的候选人,被外界视作对力求增大在远东影响力的普京政府的一大挫折;他在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享有良好的声誉。那些走上街头的人似乎不太关心富尔加尔无辜或有罪,人们愤怒的是,自己民选的领导人而今竟然因为一则被忽视了20年的罪名而罢黜。

值得一提的是,在6月底刚举行的2020年俄罗斯修宪公投中,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选民的支持率仅为62.28%,对熟悉俄罗斯政治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低位,事实上也确实远低于全国78.56%的支持率。

在示威现场影片中,可以看到抗议者拿着富尔加尔的照片,高喊“释放富尔加尔”、“莫斯科滚开”、“普京下台”等口号。

“乱世用重典”:蛮横的普京?

时隔多年后,富尔加尔以这种罪名被捕,无疑会被广泛认为是“莫须有”的政治操作。这不是普京政府第一次被指责利用法律来实现政治目标。

2000年至2004年,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对俄罗斯权贵层之间泛滥的逃税、绑架等罪行展开大规模行动。但在一系列安全部门展开的调查和法律攻击过程中,也包含了一系列激烈的权力斗争。

在很多人看来,考虑到彼时俄罗斯混乱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面对猖獗而贪婪的寡头群体,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所谓“治乱世需用重典”。但在同样很多人及譬如萨卡瓦(Richard Sakwa)等政治学家看来,这些法律手段既是普京行使他权威的一种方式,也是警告所有寡头的方式:他们只有明确支持普京政府,才能避免被捕、维持自己的权力。

↓↓↓ 富尔加尔被捕的影片(来源: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

自那时以来,这种近乎“蛮横”的做法一直是俄罗斯中央政府时而使用的手段。《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人们过去或真实或捏造的罪行随时可能被旧事重提......这种恐惧多年来一直如粘合剂一般,将俄罗斯政治精英们紧密粘合在一起”。

是啊,从那个混乱的阶段成长为巨头的今日俄罗斯精英们,谁又没有把柄?没有至少一两件见不得光的勾当?何时动用法律,何时不动用法律,这是克里姆林宫最有效的遏制政治对手的工具。

平民是会厌倦的

那些倒在克林姆林宫“法律利刃”前的巨头们或许都罪有应得,但是对普通俄罗斯人而言,这种充斥着权斗的戏码,乃至时而被滥用的情况,却一再令人厌倦。最近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生的抗议活动,便是部分国民对中央政府高压手段干预地区政治的戒心。

与去年夏天莫斯科的大规模示威不同,这些抗议活动并非来自反对派的大本营,而是来自偏远地区。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自由派西化精英”不满普京,这是正常的,但这次来自通常支持他的偏远地区居民的抗议,却给普京带来不容轻视的新挑战。

不足为奇的是,抗议活动被俄罗斯国家媒体忽视,电视台和媒体最近几乎只报道美国疫情,但俄罗斯的异见人士政治评论家们在网上充分讨论,试图了解是什么把这些普通俄罗斯人推上街头。

强人“害怕”了?

要了解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普通俄罗斯人最近的心态,就必须记住俄罗斯在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困难。

虽然欧洲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疫情已经接连缓和,但俄罗斯每天新增病例依旧维持在六七千的高位,况且在大城市“解封”后,不乏有继续攀升的可能。

各地的封城措施和全球经济放缓的现象给俄罗斯带来沉重打击,据世界银行预测,今年该国经济有可能将收缩6%,2022年才开始复苏。由于担心预算收入过低,7月13日,普京被迫推迟了一项3,60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这计划原来是普京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核心项目。

因此,普京“果断而强势”的领导人形象受到损害,他的支持率也临到执政20年来的最低值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普京为了确保个人安康,也为了避免不受欢迎的“封城”决定将带来的指责,所以搬离克林姆林宫至莫斯科郊外的乡居,并在很大的程度上让各省长官决定如何应对。现在看来,这一策略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公众对富尔加尔等省级领导人的信任,而普京则被认为在危机时刻缺乏领导力。

今年3月下旬,普京在视察莫斯科一家重点医院时“全副武装”的装束,引发部分人士“硬汉也怕死”的调侃:

“新冠肺炎联邦化”

近来,俄罗斯有一个词汇颇受到人讨论,也即“新冠肺炎联邦化”(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ая федерализация / coronavirus federalization),意指疫情期间地方政府权力的加强,政权去中央化。然而富尔加尔的突然被捕,可能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正在努力重建其权威,并收回在疫情早期阶段授予省级领导人的自治权。

经常为俄罗斯媒体撰稿的前普京演讲撰稿人、政治评论员加利亚莫夫(Abbas Gallyamov)认为,这是对疫情期间被赋予权力的省长们发出的直截了当的警告。在Facebook的一篇分析形势的文章中,他警告说:“‘新冠肺炎联邦化’是虚幻的。” 据加利亚莫夫说,一旦疫情危机过去,权力就必须交还给莫斯科。

在部分国际媒体看来,富尔加尔一事可能也是6月底修宪公投后的“秋后算账”。毕竟,当全国各地政府都在宣传修宪的重要性,动员国民参与的时候,哈巴罗夫斯克地区除了支持率低之外,投票率也只有42%,远低于全国的67.88%。这无疑让克林姆林宫对富尔加尔的猜忌进一步加深。

但加利亚莫夫在另一篇po文中说,富尔加尔案并不单纯是关于宪法选举的问题,相反,富尔加尔被捕反映中央政府对今年9月举行的省长选举的担忧。鉴于政府的支持率低,它越来愈担心该选举的结果。

中央和地方:俄罗斯的老问题

曾在统一俄罗斯党工作的政治分析家卡拉切夫(Kostantin Kalachev)证实了加利亚莫夫的想法,并向州长选举的候选人分享意见:“不要挑战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你赢了,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你大概率不会留任到任期结束。”

卡拉切夫在警告的最后,提醒大家对目前的“联邦化”要丢掉幻想:“规则依旧,国家依旧是集权而统一的”。

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矛盾重重。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为了统筹俄罗斯议会的各派政治力量,遂向各个行政区给予大量自治权,以期获得其支持。因此,普京所继承的是一个近乎地方割据的联邦,政令难出莫斯科。他执政的头几年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收回中央政府的权力,构建克林姆林宫在90年代丧失殆尽的权威。

俄罗斯有85个“联邦主体”,共分为六种类别:共和国、州、边疆区、联邦直辖市、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维基百科公共领域)

2000年,普京以“打击分裂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名,提出并通过一项允许他罢免省级领导人的法律。2004年,在他的大力提倡下,俄罗斯省长民选不再按直接选举制,直到2012年才由继任者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恢复。

从很多方面来说,疫情期间的分权,以及最近哈巴罗夫斯克行政区长官的被捕,都是中央政府和地区当局之间的长期权力博弈的最新剧情。

普京的警钟

不过,虽然相关抗议活动仍然是一个地区性问题,不太可能蔓延到全国,但这个事件确实标志着俄罗斯政治的一个警钟。这是多年来中央政府第一次遭到普通居民的反驳,这些抗议者既不关心“西方思想”,也不关心普京所尝试建立的俄国的新身份,亦不在乎普京会否一直连任,而只是想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在这一点上,于今天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百余万人民,在这位受欢迎的地方长官身上得到了回应。

普京印记空前鲜明 俄罗斯身份却依旧未明

阅兵前夕的长文:普京的逆袭与盘算

对于普京而言,他或许可以游刃有余地驾驭俄罗斯各寡头和精英,对国际地缘政治博弈胸有成竹,对俄罗斯的长远发展也有雄途壮志,且有着过人的毅力魄力和手腕,以至于被认为是当今之世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然而,千里之堤,亦可溃于蚁穴。能否如履薄冰地回应国民诉求,并由细处着手,在驱动国家利益的同时,亦找到推动国民福祉的平衡,才是当代政治家最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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