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与官司夹击:内塔尼亚胡腹背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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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涌现示威人潮,上万市民不顾安全社交距离,对疫后的经济疲软与高失业率发出怒吼;7月18日,冲突升温,超过2,000名示威者包围了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官邸,最后遭警方以水炮车驱离,并有15人被捕。

在以色列近期一系列反政府示威中,有两大关键格外显眼:“经济”与“贪腐”,这四个字就像发出的弓矢,箭箭直射内塔尼亚胡。这位政治人物在1996年初登总理宝座,并在三年后因婚外情与贪腐丑闻下台,却又在2009年败部复活,执政至今。纵横政坛十余年,内塔尼亚胡内阁号称“以色列史上最右”,其也屡以对巴勒斯坦的强硬举措,换取国内右派的忠诚。

然而面对如今的疫况反弹、经济低迷,加上进入庭审阶段的贪腐案,内塔尼亚胡显然左支右绌、难平民怨。此次风暴,恐将成其执政生涯最大危机。

2020年7月18日,以色列耶路撒冷,警方使用水炮車驅散包圍官邸示威者。(Reuters)

经济与防疫的两难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以色列经济便存在隐忧。

根据2019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以色列在189国中位列22,其他诸如IMF统计的GDP与人均GDP数据等,也分别有着31名与19名的亮眼表现。然而在璀璨的经济数字下,其实暗藏不平等的阶级阴影。

以色列社会可约略分为四大阶级。顶层的是富人,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数据显示,以色列的百万富翁数量排名世界第10,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占国内人口的3.8%;而在中产的世界内,也身成上下两层,上层中产约占29%人口,月人均工资范围在5,100新谢克尔至12,540新谢克尔(约合1,493美元至3,671美元)间,下层中产则有40%,月人均工资由1,950新谢克尔至5,000新谢克尔(约合570美元至1463美元);最后则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约占20%。

这四大阶级的生活质量差异极大,主因在于,以色列的物价水平与西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瓶矿泉水要价10新谢克尔(约合3美元),快餐店的普通三明治要25新谢克尔(约合7.3美元),33平米大1居室的房屋月租金高达2,700新谢克尔(约合790美元)。在此境况下,中产与工人阶级不得不缩衣节食、撙节度日。疫情到来后,生活自是愈发艰辛。

在周五下班后聚会的特拉维夫市民。以色列物价高昂,对某些阶级者而言,至餐厅聚会是种奢侈的享受。(Reuters)

首先,全球经济紧缩,让投资与服务业挂帅的以色列受创甚深,加上3月14日起全国力行社交隔离政策,除药房、超市、外卖商店外,绝大部分场所与店家皆被迫停业,从而诱发了大量裁员与无薪假,不仅令失业人口突破百万大关,失业率也由3.89%飙涨到了27%。

而在这些人群中,受害的绝大部分是工人与中产下层,其年龄多分布于18岁到24岁、65岁以上两个区间,疫前的平均薪资为6,342新谢克尔(约合1,803美元),本就在中产的上下层间游移,如今骤然失业,自然转瞬跌落底层。而对长期活在贫穷线下的以色列底层而言,疫情的冲击更加致命。其向来依赖救济金与政府补贴,但政府如今捉襟见肘,已无法再如疫前般维系原有的福利配给。

祸不单行,就在以色列苦心安抚失业民怨、推出纾困方案时,病毒开始由复工复产的缝隙反扑。5月期间,以色列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回落至50以内,但同月中旬解封后,6月便出现了反弹力道,7月更是重回每日确诊新增千人以上的情势,内塔尼亚胡只能在7月17日宣布第二波社交隔离规范,包括禁止体育馆、酒吧、餐馆等场所营业,限制室内与户外的聚会人数等。

3月2日,以色列特拉維夫,受隔離人士獲安排到一個特別票站,就國會選舉投票。(AP)

但如今经济哀鸿遍野,政府已难加大封锁力道,人民也出现许多规避举措。在以色列街头,常可见警察取缔未戴口罩的市民,许多懒于遵守者于是将口罩戴在下巴或手腕上、甚至置于口袋中,待警察出现才勉强配合演出;放眼热闹的商业街区,两米的安全距离规范几乎形同虚设;解封后的学校更成为疫情新热点,如今以色列全国共有近千名师生染疫、20,000余名师生被隔离,学校附近的街区却仍持续营业,更别提7月以来一系列反政府示威,群众几乎不戴口罩、更不可能遵守安全距离。

上述种种,既呈现以色列现处的防疫与经济困境,也是对内塔尼亚胡个人执政危机的隐喻。

挥之不去的贪腐疑云

1999年时,内塔尼亚胡便因贪腐疑云而下台,如今彷佛旧事重演,却更为险峻。

自2016年12月始,以色列警方便着手调查内塔尼亚胡的贪腐传闻。历经多年搜证,以色列总检察长终于在2019年11月21日正式宣布,以涉嫌贪腐、诈欺、背信等罪名,起诉内塔尼亚胡,其也成为以色列史上首位在任期间被起诉的总理。

根据检方所述,内塔尼亚胡主要涉嫌三案。一是事关收贿的“1000号案件”, 二是买通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h)的“2000号案件”, 三是与贝泽克电信公司达成交易,以换取《瓦拉新闻网》(Walla)效忠的“4000号案件”。起诉当下,内塔尼亚胡正处连续两次组阁失败的困局中,消息一出,其立刻召开记者会,要求利库德集团团结一致,并将媒体、警方与警察总长批为“左派”。

内塔尼亚胡如今贪腐案官司缠身。(AP)

除了宣传战外,内塔尼亚胡也意图藉疫情拖延审判,故自2020年3月以来,其便屡屡要求法院延迟开庭,以免相关人员染疫。随着以国逐渐解封,法院终于在5月24日首次开庭,并传唤内塔尼亚胡到场作证;然而在7月19日庭审时,内塔尼亚胡的律师以“为求充分准备”、“证人戴着口罩出庭难辨证词真伪”等理由,要求法院将此案延期6个月审理,并获法官批准,内塔尼亚胡可待至2021年1月再面对庭审传唤。

内塔尼亚胡看似逃过一劫,但执政隐忧仍悬而未决。过去其以外交、安全政绩,赢得了多数选民的爱戴。但随着不时迸发的贪腐案报道,丑闻逐渐腐蚀内塔尼亚胡的统治根基,使其急于要求外交表现,以麻痹选民的质疑。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Donald Trump)进场救援,从承认东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宣布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到提出有以巴世纪协议之称的“和平方案”,特朗普不惜牺牲美国在以巴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立面具,只为拯救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同时也为自己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争取福音派与右翼犹太选民的青睐。

特朗普(右)和內塔尼亞胡1月28日在白宮召開聯合記者發佈會,在巴勒斯坦缺席情況下,宣布解決以巴雙邊關係的中東和平計劃。(Reuters)

而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内政上也是火力全开。其虽在3月初下达了隔离禁令,却对“哈瑞迪”(Haredim)的违禁有所纵放。哈瑞迪为希伯来文,又名“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是以色列社会中的犹太原教旨主义者,占总人口的12.5%。哈瑞迪们力奉经典,男性多至经学院中“脱产读经”,依靠妻子从事“不抛头露面”的工作养家,故其大多贫困、未能投入高收入的劳动市场。有些哈瑞迪小区甚至拒绝使用智能手机、施打疫苗、收听广播,致使国家政令难行。

而在疫情下,哈瑞迪们仍不愿停止经学院课程,许多哈瑞迪派政治人物甚至违反隔离禁令,未戴口罩外出参加婚礼、葬礼等社交活动。对此内塔尼亚胡皆未加过问,因其身处政局危机,需拉拢联合托拉犹太教党(United Torah Judaism)等哈瑞迪政党的支持,故只能悄然放行。最后导致了哈瑞迪们的大规模感染,以耶路撒冷为例,当地约有75%患者出自哈瑞迪小区,但居民仍对政府的封锁令加以抵制。

而内塔尼亚胡此举,虽换得了哈瑞迪党的欢心,却让与其小区相邻者大为光火,且仍无助解决经济沉疴。根据统计,4月时有超过70%的以色列民众对内塔尼亚胡的防疫举措感到满意,但到了7月,这个数字已成了不满意的民众比例。

疫情之于以色列的分配不平等,恰如起诉之于内塔尼亚胡的贪腐风暴。如今审判仍未来临,内塔尼亚胡便已备受民意拷问,加诸疫情反弹,这条疫后之路,对内塔尼亚胡与以色列而言,皆是艰险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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