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者:中间路线缺失 谁在为美国“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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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之下,中美关系遭受更严峻的挑战,7月22日,美方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驱逐大使,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两国断交的第一步,这也将成为两国冲突中的标志性事件。目前,美国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特朗普政府在抗疫方面的表现让越来越多人失望。也因此,在观察人士看来,制造一个外部敌人,能够让特朗普扭转局面。那么,一切问题背后反映了美国政治怎样的现实?围绕这个话题多维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及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此为上篇。

休斯顿地区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AP)

多维:从数据看,美国的疫情高峰似乎还没有过去。对比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远远超过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有着强大的防疫体系和经济实力,为什么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却给外界一种“幻灭”的感受,问题出在哪里?

王勇:过去三十年,美国的经济、社会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和资本的流动性大大提高,这可能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倾向,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问题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意识形态化非常严重,进而又推动两党的激烈斗争。国内政治经济矛盾不断浮现,对外关系也越来越极端意识形态化。

第三点可以更具体一些,与特朗普(Donald Trump)本人的关系不可谓不大。美国的体制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目前看来,他已然是一位“帝王般”的总统。可以看出,所谓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实际上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很有限。即便众议院由民主党掌握,他们依然对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无计可施。

可以这样概括,总统特朗普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这是美国体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为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点,他的身边也聚集了与他思维十分相似的极端保守派人士,甚至一些长于溜须拍马的官员。这意味着,关键时刻,没有人会真正对特朗普提出质疑,阻止他的荒唐决策。目前为止,我也没有看到美国文官体制发挥作用,也没有人站出来抵制特朗普的荒谬行为。

最后,应当指出一个深层原因,经济全球化之下,美国的政治、社会分裂持续扩大。上层精英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和极大的权力,但承担极少的社会责任,既得利益集团是自私的。以上所有因素叠加,或许可以初步解释疫情在美国失控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这里我只提出最主要的几点。特朗普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还要看到美国制度表现出的问题。

美国疫情日新增已超过8万例。(AP)

多维:每当社会出现矛盾,美国的舆论往往都会指责某个政客,而不会去体制中找原因。比如在这次疫情中,更多的批评指向特朗普,为何美国社会缺乏对体制的反思?

王勇:前面提到,美国的权力监督机制没有能够发挥作用,而这一种失效,在过去也有体现。此前民主党弹劾特朗普失败,也意味着,这个机制在遇到真正问题时无法起到制约作用。如果弹劾成功,特朗普的权力才是真正受到制约。而且,在美国这种政治极化的特殊情况下,党争高于国家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的体制鼓励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甚至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但这实际上是对国家的削弱。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民众逐渐不信任国家、不信任政府。应对疫情却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人们信任国家,这是一个大问题,民众对政府的配合度不够。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媒体都反对国家补贴,认为会伤害言论自由,只有私有化的媒体才能够保证言论自由,这种认知在我们看来其实很荒唐,并不能够成立。美国的教育也是以私营教育为主,长期以来灌输怀疑国家的观念,所以,美国社会的症结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极端私有化的结果。

多维:一直以来,公众都认为,尽管政党斗争激烈,美国的体制中还是存在一种纠偏机制。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机制失效了吗?

王勇:长期以来人们相信美国的体制是有弹性的,也就是纠偏机制。主要包括,美国的言论自由、媒体监督、社会精英和独立学术机构等等。最为重要的一个纠偏机制是选举制,两当轮替,让民众可以用手中的选票实现政府更迭。

我觉得这种纠偏机制是存在的,更换执政者确实能够起到纠偏的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最终实现纠偏需要经过选举,选举也意味着,谁背后的资本够雄厚,谁胜选的概率就大。最终又指向一个问题,资本对政治的影响过大,私人资本和特殊利益集团都会在选举的过程中施加影响,美国的选举现在变得越来越贵。

前文也有提到,选举私有化背后其实就是政治、公共权力的私有化,美国的权力最终还是被资本控制。

多维:你提到纠偏机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但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系列抗议和宣誓中,我们看到一个被极端政治正确裹挟的美国社会。在种族这个问题上,人们为了标榜政治正确做出了很多矫枉过正的行动。这种舆论氛围是否已经畸形了?这样的“纠偏”会给美国带来什么?

王勇:这就是当前美国的复杂局势之一,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现象。在美国媒体推动下,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形成了一些政治标准和禁忌。这些禁忌作为意识形态的地位越来越牢固,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民众表达的思想、习惯中看到它的痕迹。

大学和媒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美国的所有事情,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就是一个表征。但实际上,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大资本手中,特别是精英资本手里。这群人只占美国社会的1%,10%的家庭掌握了70%的财富。这就是美国当前极化思想的根源之一,未来美国在思想上会越来越左倾、自由化,但现实会越来保守。财富越来越集中,这种矛盾很难化解。

多维:美国即将迎来大选,如你所说,这是美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纠偏机制,这次大选可能会给美国社会带来哪些改变?民主党有可能会成为那个弥合分歧的力量吗?

王勇:这次大选是在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社会越来越分裂,国家前途越来越不明确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大选本身改变不了什么,甚至有可能会加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它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传统、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

其实美国当前需要一种改革精神,能够使不同价值观和思想以及利益集团,寻找到妥协的政治力量,这是一种第三方力量,走中间道路。但这距离美国的现实很远,特朗普代表了极右翼势力,拜登(Joe Biden)则代表了左倾思想。拜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往中间靠拢,不走极端。既代表全球化精英如华尔街和硅谷的利益,也代表中下层如铁锈州和工人阶级的利益。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希望在民主党的改革身上,希望他们能够真正拿出深刻反思美国社会的方案 ,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关系方面,弥合不同思想、利益、意识形态分歧。但目前看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很多共和党的极右派将民主党拜登的主张视为最大威胁。这些人是特朗普的死忠粉,他们是“白人至上者”、“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些超级富豪。这个群体的立场不改变,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不会改变。所以美国要走出党争的困境非常难。

目前民主党一方,已经有一些前政要组成公开联盟支持拜登,从中可以看出拜登代表的势力。这意味着拜登可能会成为弥合不同政见的重要力量,但至于他能否打破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环境,现在还很难说。

多维:其实也会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就算拜登赢得选举,不是因为他可以调和矛盾,挽救美国社会,而是因为特朗普犯了错,民主对特朗普的失望投射到了拜登身上。也就是说,社会的撕裂可能会更严重。

王勇:对,所以民众最后选择拜登可能不是因为拜登多么优秀,而恰恰因为很多人不喜欢特朗普的极端政策,确实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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