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世界将变成“一国一网” 开放的互联网终只是浪漫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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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港版国安法的落地有可能会给国际科技公司带来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使其服务适应新条款并监控其内容,要么拒绝这样做,但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甚至可能不得不离开香港。

在科技公司的难题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更大的谜题,也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关心的问题:互联网,被其创造者视为一种彻底开放和中立的技术,是否符合世界的现实?全球互联网是否正在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网络?

要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情况,不妨从互联网的创造者的原来想法开始,追溯互联网短暂而动荡的历史。

互联网与“基本的开放性”

最早的计算机网络之一是美国国防部委托的项目,即ARPANET项目。不过,互联网远非一个国家的项目: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核心元素,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网络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and internet protocal, TP/IP)、超文本(hypertext)等系统,都来自于一批跨越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小组

互联网的设计将网络的权力和功能置于其边缘,掌握在终端用户手中。
互联网共同创造者瑟夫(Vint Cerf)

这些互联网先驱们对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它的“基本开放性”(fundamental openness)。

这个说法来自于TP/IP系统的共同创造者瑟夫(Vint Cerf)。在2009年一篇题为《开放的互联网》(The open Internet: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瑟夫解释互联网如何不同于以前的集中式系统,如有线电视网络。

作为一个“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互联网不是为任何特定用途而设计的。瑟夫表示,“互联网的设计将网络的权力和功能置于其边缘,掌握在终端用户手中”。网络应用的用户和生产者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而不是网络本身,网络对其传输的内容漠不关心。

2005年1月15日互联网的部分地图。节点代表IP位址,节点之间的线的长度代表这两个节点之间的延迟。 (opte.org)

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是“技术中立”的完美典范:它不做任何事情,只是“促成”。而这也是它最初的理想:在这里,人类的知识可以自由地储存、分享和成长。

开放互联网的第一个挑战者:商业

当互联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普及后,这个理想很快受到了挑战,但它的第一个对手不是军队或政府,而是那些开始建设和供应互联网的网络的公司: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很快就意识到,保持不断增长的网络的“中立”不符合它们的商业利益。如果人为地控制用户的网络速度,它们就可以为更快的网速收取更多的费用。因为看netflix或与朋友Skype使用的数据比阅读维基百科的文章要多得多,所以服务供应商也乐得向那些需要更高带宽的用户收取更多费用。

问题是,这违背了互联网最初的设计,即网络仅供传输数据,不用知道数据的内容,服务不应按用途来提供的。这一原则被称为“网络中立性”(net neutrality),是美国社会政治上和法律上一直辩论的一点。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的“网络中立性”规则,允许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在某些情况下控制它们提供的速度,进一步激化了这场辩论。

“开放4%”:互联网的“守门人”

通过Google,你能找到的网站只占互联网所有内容的4%。

近年来,除了服务供应商对互联网的影响,新兴科技巨头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危机:就是Google、Facebook等大公司的“把关”作用。

原则上,互联网是一个自由的网络:任何人只要能连上互联网,就可以输入网站的网址,访问自己想要的内容。然而,在实践中大多数人并不是通过网址来访问网络,而是通过浏览器、搜寻引擎和社交媒体应用来访问网上的内容,这三者合起来就形成互联网的“大门”。

因此,那些提供热门浏览器、搜寻引擎或社交平台的公司也就变成互联网的“守门人”,他们自我标榜的“开放”也并非现实。可以想想:通过Google,你能找到的网站只占互联网所有内容的4%:据估计,互联网96%的内容存储在“深层网络 ”(deep web)上,而“深网”这个称呼只是指所有不被搜寻引擎索引的网站。

另外,像Facebook或TikTok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对互联网的开放性带来了另一个挑战。通过对人类自然的社交冲动的滥用,这些公司的推荐算法不仅决定我们屏幕上出现的内容,还决定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想法、产品和政治意识形态。

互联网的“基本开放性”也愈发像是天真的乌托邦主义。

因为这些算法的目的是通过广告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内容,既受我们自己的偏好所影响,也是由任何有足够资金支付社交媒体公司的人或组织所支配的。在“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和政治愈发极端化的时代,互联网的“基本开放性”也愈发像是天真的乌托邦主义。

这也引发了另一种担忧:互联网受到的冲击,不只来自商业,而也有政治。

一国两网?

言及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回到香港了。

当政府和安全机构被允许访问并节制网络内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进一步挑战了“互联网被用户治理”的想法。

虽然像Google、Twitter或Facebook这样的大科技公司现在已经宣布暂停对香港当局提供数据,但这只能是暂时的解决办法。从长远来看,它们将不得不做出决定:要么遵守新规则,要么彻底离开香港市场。

港版国安法针对互联网管理的新增规定,理应是出于遏制敌对“境外势力”的考量,但不乏有些评论者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环境在香港正在发生变化,并变得更接近中国“防火长城”墙内。目前,某些外国科技公司已经搁置在香港未来的投资计划,其他公司也在考虑将员工撤出,让这些评论者担心香港的互联网很快就会变成“一国一网”。

互联网的开放与国家主权

香港是互联网的未来的标志吗?美国政坛似乎认为是: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准备的一份题为“新老大哥:中国和数字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报告7月21日宣布。

报告指出世界上几个试图对互联网实施类似中国防火墙系统的国家,并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完善数字威权主义的工具,并能够在国内和国外有效实施,那么中国而不是美国及其盟友将塑造(全球)数字环境。”

然而,这种似乎认为“美国是开放互联网捍卫者”的报告,与最近的另一则新闻形成鲜明对比:法国和德国最近宣布,欧盟计划建立欧洲大陆自己的数据存储系统“Gaia-X”,旨在提供不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互联网空间......并避免美国国家安全局庞大的数字监控计划。

与美国报告所言相反,世界互联网并没有“新冷战”式的“开放”对垒“封闭”。相反,互联网的“基本开放性”本来就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经济保护主义和各国主权的严峻现实。

一个世界,一百个互联网

于此,我们所面临的前景或许是“一个世界,多个互联网”。换句话说,是“一国一网”:每个国家通过各种限制塑造自己想要的互联网。就像其他公共产品如水一样,或者其他通用技术如电一样,互联网的主要监管机构仍然是国家。无论它们创造者有什么样的理想,水和电网是国家建设和控制的,也是国家决定其境内的互联网应该受到怎样程度的监管,保持怎样的开放或封闭程度。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世界,然而,我们现在也意识到,互联网正在被世界改变。

有人会宣称,这违背了互联网的设计初衷,会令互联网逐渐沉寂,成为一潭死水。但实际上,即使是世界上管制最广、最深的中国“局域网”,竟然也在防火墙内让数字经济充满活力,迸发着活跃的社会讨论,甚至包括关于技术中立的深思熟虑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可以将所有知识集合于一起。更实际的说,它是我们能找到知识、娱乐、工作、甚至是爱情的地方。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世界,然而,我们现在也意识到,互联网正在被世界改变。

这台NeXT计算机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伯纳斯-李使用,并成为世界上第一台网络伺服器。(维基百科公共领域,Coolcaesar)

互联网的“开放与封闭”之争,并不是与所谓“基本开放性”有关的简单技术问题,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它都不完全是“开放vs.封闭”的问题,也可以被视作“自由vs.稳定”。互联网的开放性取决于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技术能带来新的可能性,而社会为这些可能性提供了结构,并对其加以限制。技术开辟新的商业机会和政治行为,但社会格局则决定哪些机会或行为会被支持,哪些会被限制。

“万维网之父”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曾提出,互联网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一个政府或一个社交网络。相反,互联网需要的是“网络契约”(a contract for the web),一种类似于《海洋法》或《外层空间条约》的集体努力,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共同点,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可能是人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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