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传播全面反弹 越南的新一轮新冠疫情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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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上旬,从7月25日开始的新一轮越南新冠疫情仍在继续。河内方面封锁了岘港、会安等一系列城市。到8月3日,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善仁、越南卫生部副部长张国强等人先后建议用武汉封城经验应对岘港疫情,河内方面也告急称“检测试剂已经耗尽”。这一系列严峻局面意味着越南此次疫情可能超越以往。

的确,根据越南卫生部统计的数据显示,越南全境的疫情较之西方尤其是欧美大国不仅不值一提,甚至还算“优秀”。截至目前,越南疫情的三次“爆发”累计只有652名患者,其中目前尚有272人接受治疗,另有7人病亡。但这其中就有两百余人都是在7月25日后的岘港疫情中发现的,由于越方至今未能确认疫情传染源,而岘港各大医院又已成为本次疫情的扩散源头,这使得越南开始第一次正式遭遇新冠疫情的多点全面传播

这一状况不仅导致以岘港周边方圆数十公里的广大区域陷入“社会封闭”状态,它也宣告了该国在7月上旬试图重启经济,拉动岘港为核心的中部地区的计划戛然而止。而这场风波从开始到酝酿以至于人心惶惶,其进程也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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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的患者

目前,发生在岘港的疫情已经波及了至少13.3万人,约有2万人被集中隔离,另有11万人居家隔离,还有约一千人医院进行医学观察。越南方面已经在岘港紧急建立起一所收容疑似及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预计到8月5日能投入使用。这一举措背后固然体现了越南当局的效率,但这种大规模隔离政策背后恰恰展示了越方医疗能力不足的短板。

根据越南从2020年2月开始的诊疗、隔离与观察方案,越方将新冠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等分为三类,其中F0人群为确诊患者,同时也被指定为流行病病源;F1人群为疑似患者及密切接触者;F2人群为F1人群的接触者。

根据越方条例,F0立即住院接受治疗,F1需送往隔离区进行医学观察,F2需接受隔离观察。由于列入统计的患者只有F0类,送往隔离观察区的F1人群缺少统计,这意味着越南的实际患者人数与统计其实存在一定出入,考虑到轻症患者缺少明显症状,而越南人口中青壮年较多,抵抗力较强,存在相当数量患者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自愈的可能。因此,2020年2月和3月出现在河内、胡志明市等地的疫情的实际规模可能已不得而知,当疫情转入到以老龄人口较多、青壮年相对较少的越南中部省市时,由于老年人抵抗力较弱,预后较差,其真实情况就会变得凶险起来。

至7月25日6时,越南宣布100日无新增本土病例,而这一天也成了越南疫情反弹的关键节点。25日,岘港第二大医院C医院突然发现一例没有疫区旅行史的“疑似患者”,到27日,岘港骨科康复医院和岘港综合医院也发现类似患者,随着越方开始紧急封闭医院,救治发热患者,此次疫情反弹也开始了。而越方此番在病人的诊断上就出现了相当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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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在岘港第一例本土病例出现时,岘港各地医院仍坚持越南卫生部3月25日时确立的《诊疗指南(试行第三版)》规程进行操作。越方各大医院以患者是否发烧、存在呼吸道症状以及是否有疫区活动史、是否与患者及疑似患者解除作为判断疑似患者、隔离病人的根据。按照这份越南第二次疫情反弹时确立的指导文件,越方只能在病人出现明显症状后才宣布“确诊”,很少隔离疑似患者。到7月29日,越方发布的试行第四版诊疗规则仍继续坚持上述原则不变。

越方确定疑似患者的进程本不应如此迟缓,作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对中国政策、制度亦步亦趋的国家,越方理应清楚,中方早在2月完成第一批新冠患者的尸检后,就修改了疑似患者的诊断原则。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却没有被及时参考进来。

根据中国卫生部3月上旬发布的试行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指南,中方已经明确把“影像观察”一项列入新冠疑似患者的确认标准,即通过CT确认患者肺部的“多发性磨玻璃影”(即俗称的“大白肺”)。根据这一指南,中方强调患者只要同时具备发热及呼吸道症状、影像观察特征及疫区接触史,就应确认为新冠肺炎疑似患者,需采取隔离观察措施。这种操作细节上的差异,已让越方在一开始就对疫情的再次爆发措手不及。

杯水车薪的遭遇

到8月3日,越南卫生部也在中央督办下紧急发布公函,规定在越南进行核酸检测与抗体检测的价格分别应固定在73.4万盾(约合31.44美元)和23.8万盾(约合10.8美元)。以亡羊补牢的角度来说,越方此举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国家与地区要有效率,但这种效率背后仍有一定程度的危机和隐患。

在河内老城区街头,原先尚有生意的店铺已经因疫情遭遇门可罗雀的困境。(Getty)

越方对新冠肺炎的检测能力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不足。相对于越方从2020年1月开始的大规模隔离,越方很少采取大规模检测的方式用以确认人员的安全。这一客观情况也与河内方面缺少核酸检测(PCR)盒及抗体检测盒,检测设备同样有限有关。

根据《越南快报》等媒体披露的消息显示,在7月下旬,越方在疏散了8万前往岘港旅游的国内游客后,才分别于河内等地对集中隔离人员采取抗体检测行动。在7月29日开始的第一批检测行动中,越方只能一次检测3,000人左右。

虽然到8月3日前后,越方加大了设备检测效率,可以在疫区岘港等地确保一天检测5,000人,较之8月2日提升了1,500人的检测量,但这较之疫区十万隔离群众的总量仍嫌杯水车薪,更不用说越方医护人员在疫区一天也只能完成1,800人的采样量。

更糟的是,越方设在岘港前方的疾控中心也只有三台检测设备,虽然越方试图在未来几天内将日检测量提升到每天10,000人,但这一切终究需要时间。考虑到岘港疫区在一天之内就增加了两万名密切接触观察者,越方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就医疗单位检测能力不足以及因此形成的隐患而言,越方即便没有从3月河内白梅医院的院内感染风波中吸取教训,也应该从中方4月时公布哈尔滨地区院内感染疫情的通报中得到启示。

图为中国湖北省武汉市,身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正在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武汉是中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当越方称要以武汉封城经验应对岘港疫情时,岘港的危机也因此令人惊诧。(路透社)

根据中方4月30日公开的国务院文件,外界得知哈尔滨地区的院内疫情系“多数医疗机构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以致医务人员“未能及时开展核酸检测”,进而误诊漏诊。而今,外界可以从越南的风波中发现,这个“中国最好的学生”,可能并没有从历史教训中学习到什么:在岘港出现的几例患者病亡案例中,至少有两例患者在近两周的发热症状后才被确诊患有新冠。

问题还是在自己身上

越方即便到了疫情的最紧迫时刻,仍试图借“非法入境人员”等问题转移注意力。环顾越南《民智报》、越通社新闻、《青年报》、《年轻人报》等各大中央及地方媒体,他们从7月下旬开始就密集报道以中国人、柬埔寨人为主的非法入境人群在越南的活动。

不可否认,根据越南媒体提供的报道信息,外界可以发现前往岘港的小部分中国公民是深入越南收买农产品的商人,潜藏在岘港、胡志明市等地的中国公民或携带“各种收发器和sim卡”,疑似前往当地重建在2019年时被中、越警方联手摧毁的电信诈骗窝点。这种潜入越南的行动与柬埔寨、老挝等国边民非法入境做工的局面呈现了显著的不同。

但无论如何,疫情期间出现的“非法入境”人潮还是有效诱导了越南民众的思路,考虑到越南卫生部专家已认定疫情系“外部入侵”所致。这两者的叠加就能让很多人产生“非法移民带来疫情”的联想,进而忽略岘港在7月开放过度,仅在半个月内就接纳了8万名越南国内外旅客的现实。

考虑到越南全境在6月也只迎接了约9,000名外国旅游者,岘港的松弛无疑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岘港及其周边的广南、庆和省在2020年上半年都出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严重倒退:据IHSMarkit统计数据显示,岘港下跌3.61%,庆和省下跌12.02%,广南省下跌11.51%,当这几省试图借旅游人潮来填补经济损失时,疫情的打击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再次回顾上半年时每天最多损失1,500亿盾(约合650万美元)的不利局面。

幸而,随着越南总理阮春福已经在7月29日专门出面督办疫情防控,召开政府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会议,岘港等地的不利局面或有望在中央亲自干预下有所好转。在河内、胡志明市等大城市和临近岘港的省份,越共方面已明令要求各部委和各地方省市提高警惕,强化集中统一领导,从严落实疫情防控要求,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但这种中央救火队直接干预后才出现的改善,可能也再一次直观展示了社会、经济转型期间越南地方政府的能效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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