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华政策的再“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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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8月2日在中印边境的实控线中方一侧的摩尔多(Moldo),举行了中印边境局势问题的第5次谈判,时间长达十小时之久。不过据印媒报道,双方在班公湖附近的“手指区”仍分歧严重,边境问题短时间内还无法解决。现在,印度仍不停向边境地区增兵,并且7月29日印度购买的法国四代半战斗机“阵风”抵达印度,似乎又增加了印军与中国对峙的底气。印度国内严重的疫情,不会让新德里政府停止对华冒险政策。

今年6月15日晚,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违背承诺发动挑衅攻击,引发两军人员肢体冲突,造成印方20人死亡。这是自1975年以来,45年内首次在中印边境发生的伤亡事件。目前,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以印方非法越线在先、挑衅在先、攻击在先界定了这一冲突事件的责任方在于印度。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在6月19日召开的全国党派大会上指出,没有人进入印度领土,也没有印度的哨所设施被拆除。事实上是委婉地承认了冲突事件的责任在于印方。

但是,莫迪的这一“表态”却没能让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丝毫降温。相反,多半是由于不堪承受国内的政治压力,印度总理府隔日(6月20日)就修正了莫迪的讲话,印度外交部也辩解以试图掩盖基本事实。印度国内更是掀起一股数十年罕见的反华浪潮。印度一方面不停地向中印边境西段集结重兵,保持着强势的军事进攻姿态,莫迪本人更是于7月3日亲自访问拉达克,称“扩张主义的年代已经结束……扩充主义的武力最终只会失败”,不点名地将矛头指向了中国。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不断出台一些伤害中印关系的举措,取消了与中企合作的两个火力发电厂项目,暂停了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印度海关对中国产品采取了“消极”的清关策略。6月29日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宣布,基于“安全问题”,要禁用59款主要由中国互联网企业投资的APP应用,包括抖音海外版TiK ToK、微信、微博、QQ等。同时,印度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暗示可能打破过去做法,将追随美国等国家一起批评中国在台湾、南海、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政策。有理由相信,不论边境对峙的状况如何发展,印度在一系列中国关切的问题上仍会继续制造麻烦。

2020年7月3日,印度总理莫迪前往对峙前线拉达克视察。(AP)

可以说,莫迪第二任期的对华外交再次启动了“冒险模式”。2017年的洞朗对峙一度让两国关系降到了冷战后的最低点,但是随着2018年中印两国领导人开启非正式会晤机制,扭转了两国关系下滑的趋势,恢复了两国的正常交往,进入所谓“重启”阶段。只是,好景不长,在2019年印度大选中再度当选的莫迪,似乎又回归到第一任期的对华冒险外交,且似乎表现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在边境对峙等问题上的强硬做法,其实不过是莫迪对华冒险政策的自然发展而已。

“冒险内阁”的疯狂之举

2019年5月的大选印度人民党(BJP)赢得了人民院(下院)542席位中的303个,而最大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却仅赢得52席。与五年前相比,百年老党国大党进一步羸弱,凸显出印度政治可能已经进入了BJP将独占鳌头的时代。而从BJP党内的权力状况来看,随着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2018年的去世,BJP过去三个大佬主导的瓦杰帕伊-阿德瓦尼-乔西的时代(Vajpayee-Advani-Joshi era)已经结束,莫迪在党内已经没有多少牵制力量,更加上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的襄助,莫迪在党内和内阁中已经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2019年5月30日的总理就职仪式后,印度公布了新一届政府内阁部长的组成名单。内政部长由莫迪“亲信”阿米特·沙阿担任,外交部长是印度前外交部秘书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沙阿过去言论一向以“反穆斯林”著称,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都曾有过严厉苛刻的言论。他的上台,引起了印度很多周边国家的担忧。而曾担任过驻华大使的苏杰生,其外交倾向更为外交圈所知悉,在其担任莫迪第一任期的外秘时,就与中国有过数次“交锋”,其亲美的外交倾向更是众所周知。

这样一个不受其他任何政治力量牵制的“冒险内阁”,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采取冒险举措也就不足为奇了。内政上,2019年12月印度议会正式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并经总统签署生效成为正式法律。该法案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因“宗教迫害”来到印度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三国非法移民印度国民身份,包括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拜火教和天主教徒都有资格摆脱非法移民身份,但是却将穆斯林排除在外。这一明显宗教歧视的法案一出台,加上莫迪第一任期对穆斯林的歧视政策,导致印度各地爆发了激烈的抗议和骚乱,并且一直延续到新冠疫情大爆发。

外交上,“冒险内阁”更是实现了网友们调侃的“地图开疆”。2019年8月5日,印度内政部长沙阿突然在议会宣布,将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款,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将重组为两个联邦直辖区。这一举措不仅引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人民的反抗,还引爆了印巴间的激烈争端。由于印度公然将中国领土纳入其宣布成立的“拉达克联邦直辖区”范围内,甚至印度内政部长沙阿还在议会上坚称,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和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都属于印度。这一举动,赤裸裸地侵害中国领土主权,中国外交部对印方以修改国内法律的形式损害中方领土主权的做法,表示“不可接受,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不过,印度仍然一意孤行。11月2日印度发布新版政治地图,在地图上直接将印度同中国、巴基斯坦争议的领土划归到自己的版图中来。对于印度这样的冒险举动,中国三次提议联合国安理会重新审议克什米尔问题,新德里对此更是表现出愤怒不已。

2019年12月20日印度新德里,一名印度穆斯林在警察设置的路障上抗议《公民身份修正案》,举着标语牌高喊口号。印度新公民法已经导致多人死亡。(AP )

冒险内阁的“印太外交”

除了内政和邻国外交中采取冒险政策,在大国外交中,印度同样彰显出富于冒险的精神,特别是其“印太战略”。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国在越南重启了“四国安全对话”,被认为是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印太战略”下的关键之举。印度是这一战略的支柱之一。

然而,在第一任期内,莫迪政府试图减弱其“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博弈色彩,2018年6月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莫迪在主旨发言中对印度的“印太战略”进行了阐述,特别说明“印太是一个自然区域……印度并不把印太地区视为一个战略,也不认为它是一个由有限成员组成的集团,也不是一个试图占主导地位的集团。印度绝不认为它是针对任何国家的”。在2018年4月举行的中印领导人武汉非正式会晤中,印度更是明确称将继续坚持战略自主性,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的路线。其所蕴含的战略意涵是,印度间接承诺不会寻求加入或者参与“遏制”中国的同盟。

但是,2019年5月莫迪再次赢得大选后,印度的“印太战略”却更具冒险性,直接在当年9月提升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的级别,由司局级正式被提升至部长级。这是印度试图摆脱战略自主和平衡的迹象。2019年9月莫迪对美国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访问,特朗普亲自参加莫迪在美国休斯顿举行的印度侨民组织的大型欢迎集会,二者甚至 “高调秀恩爱”。

2020年2月24日-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印度进行了首次访问。莫迪不仅到机场亲自迎接特朗普,而且还组织了有11万人参加的,在板球运动场里举行的“你好,特朗普(Namaste Trump)”的活动,场面异常隆重热闹。防务合作是美印印太战略的支柱,双方在《联合声明》称要早日缔结《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 。一旦签署,印度就签署完成了美国盟友的所有条约程序。

新冠疫情爆发后,2020年3月20日,在美国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Stephen Biegun)的召集下,美日印澳四国加上新西兰、韩国、越南召开了首次视频会议,会议级别是副外长级别。随后保持着每周五举行一次的频率。这个由美国倡议组成的“Quad+”视频会议机制,直接目的是为了协调政策进行疫情合作,但是真实目的却是构建出美日印澳再加上韩国、新西兰和越南的印太战略“核心圈”,构筑出一个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战略弧形。

印度不仅战略上配合美国的举措,还在美国推动国际社会经济脱钩中国上冲锋陷阵。美国借着国际社会对依赖中国供应链的担忧,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美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4月29日就公开宣称,将联合印度、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越南等国重构全球供应链,以杜绝“对一国过度依赖”的情况。美国纠集了这些所谓“可信赖的伙伴国家”构建了名为“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的排他性国际产业联盟,矛头直指中国,显然意图是重构一个以印太伙伴为核心的经济网络。

印度政府对此予以积极响应,不仅积极接触超过1,000家美国制造业企业,并经由其驻外使领馆提供产能转移专项补贴,以促进美日的目标企业离华赴印。而且,印度政府考虑拿出近两个卢森堡面积一样大的土地,专门用于吸收由中国转移出去的企业和产业。这样,美日鼓励企业撤离中国,印度则承接从中国转移出来的这些企业,由此重构出新的地区经济网络。

此外,印度还与美日澳协调,形成了共同针对来自中国投资的政策。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早先就已经陆续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采取了所谓国家安全审查的举措。4月初,澳大利亚首先采取了对中国投资的重大变更措施,加强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核。随后,4月18日印度工业和内贸促进局也突然修改外资政策,要求对来自与印度有陆地边界国家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需先获得印度政府批准。这一政策修改的针对对象明显是中国。这一各方采取的限制中国投资的措施,明显具有了遥相呼应的特征。可以说,印度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在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

2020年2月25日,特朗普(左)和莫迪在新德里海得拉巴大厦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Reuters)

中印边境上的冒险之举

正是由于莫迪政府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美印在“印太战略”下的战略利益的汇聚,导致了6月15日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发生。而印度莫迪政府一直以来的对华冒险政策不过是这一事件发展的自然结果。

必然性当中,无疑也是具有偶然性的。近些年来,中印边境对峙事件频出,随着边境对峙的频率越来越高,方式也在不断变化。2020年以来,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都是在凌晨或者夜间偷偷地越过中方的实际控制线来拆设施。这就和过去发生在白天的边境对峙差别很大。而加勒万对峙导致伤亡也是因为冲突是发生在夜晚,加上双方的冲突发生在山脊上,而不是像班公湖边那样的平坦之地,双方发生冲突后就很容易导致官兵掉到加勒万河里,更加上高原上的气候地理状况,因此造成了数十人的伤亡。

印度显然要为伤亡事件的发生负责。2019年修建的边境战略公路(DSDBO)最终完工,这条255公里的公路是一条全天候的战略道路,不仅紧邻中国西段的实际控制线,更是将印度在西段实控线上的各个据点、哨所和村庄都连接起来,不仅提升了印度在边境地区的存在,还增强了印度的军事机动能力和军事优势。

更危险的是,印度借着自身获得的实力优势来不断改变边境的控制状况。2020年4月以来,印方在加勒万河谷抵边越线修路架桥,包括什约克河(Shyok River)东岸的公路,以及横跨什约克河、加勒万河的大桥。在完成这些军事设施的建设后,印度就会进一步采取蚕食政策,不断修改边境的实际控制状况。

印度之所以敢于冒险,除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之外,也由于过去数年中国在边境政策上的忍让态度,事实上助长了印度的机会主义做法。同时,印度形成了一套应对边境对峙的方法。近年来,印度一直采取的策略就是,当边境前方有对峙和摩擦后,后方就立刻派上重兵作为压阵,而中国的后方支援体系比较欠缺,导致印度每次能凭借实力优势来与中国谈判撤军方案。但是,中国在吸取2017年洞朗对峙的经验教训后,在2020年的对峙中学习了印度的做法,也派了部队增援前方。这样,印度一下子就不舒服了,开始鼓噪“自尊”之类。同样是因为后方的支援,使得中国的前方部队敢于在多点对峙中“亮剑”。

在边境上坚定抵制印度的“蚕食”做法中,中国保持了克制与低调。特别是加勒万河谷事故发生后,中国并没有过多回应印度国内的反华浪潮。这种做法,促进事件朝着不断降温的趋势发展。6月30日两军举行了第三次军长级会谈,达成了推动事态降温的共识,最终实现在7月8日双方开始脱离接触和逐步撤军的方案。7月14日双方举行第四次会谈,边境局势进一步缓和。有理由相信,新德里会慢慢冷静下来。当然,导致边境继续不稳定的因素还将继续存在,而印度投机和冒险的对华政策仍将延续,所以这种冲突的降温解决,并没有完全解决印度政府的对华冒险主义政策。

本文转自《多维CN》060期(2020年8月刊)名家栏目《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 印度对华政策的再“冒险”》,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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