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还是偏见:美国分裂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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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当选起初给民众带来了希望,作为“天选之子”(The Chosen One)应运而生,力图去弥合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人们之间的分歧,带领大家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然而从现实的运转来看,一切都事与愿违。

在施政方面,奥巴马受到了来自共和党内部极右势力“茶党”的阻碍,尤其是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几乎没有通过国会完成一项重大的改革议案。与此同时,华盛顿政治的撕裂也在美国的地方愈演愈烈,阶层间的区隔和固化越来越明显。

社会学家罗伯特·D. 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于2015年出版了一本专著《我们的孩子》,作者回顾了他出生的时代和当下阶层流动趋势的不同,指出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伴随经济的腾飞,阶层流动的速度也日益加快,许多小镇的寒门学子(少数族裔、女性)都实现了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当下美国破败的地方经济,已经形成了区域上、教育上、婚姻上阶层的实际隔离。贫穷的街区和富有的社区泾渭分明,穷人家的孩子再也不能和富人家的小孩一起上学读书,结为伙伴。贫穷正在世代遗传。

这些落在后面的贫困群体多数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完成高等教育,他们的后代也复制着父母的求学历程、经历着与父母相似的生活遭遇(由于经济萧条,他们的社会流动可能还不如父母一辈),比如陷入毒品不能自拔,未婚先孕、奉子成婚、负债高企、零额储蓄,生活在犯罪丛生的街区。

而中产阶层则不断为孩子寻找最好的教育资源,培养孩子全面发展。尽管阶层提升的焦虑无时不刻都伴随在中产身边(比如当下大学教育成本的高涨,即使读了大学,也要面临所学专业没有就业市场,陷入“高等教育债务泡沫”的陷阱),但他们还是自豪于自己同底层的阶层区隔,满足于自身的发展成就。

此外,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在择优主义的竞赛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美国一直以来都强调机会平等,而这一套机遇平等、“优胜劣汰”的规则貌似并无不公平可言。然而,精英、中产和底层人士之间的机会却大不相同,大家的起点和所利用的资源千差万别,其更可能造成结果的更大不均等,令社会阶层的区隔愈发明显,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

贫穷世代的呼声一直没有得到精英阶层的回应——“房间里的大象”无时不在,却一直被当权者视而不见。他们的呐喊无人聆听,也因此渴求一个能为自己发声的“强人”出现,而这时一个出身富豪阶层的商人参选总统,其直言美国社会“锈带地区”的严重问题,令该名候选人的人气迅速飙升,成为总统竞选最有力的人选之一,此人就是特朗普(Donald Trump)(除了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的特朗普之外,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也直言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问题,同时将矛头直指金融财团和大企业;共和党人特朗普则维护金融财团和大企业的利益,将经济衰落、失业高攀的矛盾焦点转移到海外)。

特朗普是纽约的明星地产商人,主持过收视率颇高的脱口秀节目,并拥有雄厚的资产。他深谙大众的群体心理和情绪,善于运用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敏锐地发现21世纪大众传播媒介——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的巨大传播效力,并利用它一步登天。

前文提到1998年曾有一家科技公司改变了未来的社会,这家公司便是Google。Google以搜索引擎起家,接连推出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卓系统,并与苹果(Apple)一道助推了过去十多年来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科技上市公司。Google创立伊始,希望人们利用它的搜索引擎去搜寻知识,让人人都成为信息的探索者。然而2004年一个名叫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的年轻人创办的科技公司的出现,却逐渐颠覆了Google创立之初的愿景。

扎克伯格创建的社交网络公司名叫脸书(Facebook),通过它人们可以在网上分享个人的精彩瞬间、生活感悟。

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动荡,脸书也逐渐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出没的虚拟空间,这些政治意见领袖往往能在网上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

与之相伴,随着人工智能(AI)、大数据(Big Data)技术的发展,社交网络能够根据用户的偏好自动推送信息材料,这令脸书不仅成为人们开展虚拟社交的地方,也日益成为民众获得新闻资讯、形成赛博“部落”、发起社会运动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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