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罗斯政治危机向世界抛出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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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白罗斯的政治局面,令人无法不关注。

在刚过去的周末,人口仅200万人的白罗斯首都明斯克,至少有数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下台,部分当地媒体甚至表示示威群众多达20万人。示威者质疑8月9日的白罗斯大选结果(连续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以80.10%的结果第六次连任,投票率84.17%),要求过去一周被拘禁的示威人士被释放,过往车辆长鸣喇叭,人群中时而出现的红白旗 ,令所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甚于2010年反政府示威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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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局面,卢卡申科一面保持着惯有的强人作风。周日在明斯克与万人左右的支持者发表演讲时,否认选票造假,称反对者是受外国支持的“老鼠”,指责北约在国境之西屯兵演习,并呼吁国民保护国家统一和安全,表明不会应波兰、立陶宛等邻国的要求重新举行大选,表示这样会“令国家走向灭亡”。

另一面,他也在周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两度通话。克林姆林宫随后发表声明,普京意识到白罗斯面临的“外部压力”,俄罗斯愿意根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CSTO)框架内,在必要时提供援助。

注:1992年,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共同签署“集体安全条约”(也称为“塔什干条约”)。阿塞拜疆、白罗斯和格鲁吉亚于翌年加入,条约于1994年生效。1999年,除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以外的6国同意续签5年。2002年,该6国建立CSTO,作为类同于北约的军事联盟。乌兹别克于2006年重新加入CSTO,但于2012年退出。

据白罗斯官媒Belta报道,卢卡申科亦向国防部长表示,“(与普京)谈及有关军事元素时,由于我们国家已与俄罗斯达成CSTO协议,目前情况便是涉及有关协议之下”。

2020年8月16日,白罗斯首都明克斯,卢卡申科在独立广场向支持者示好。(AP)

危机程度远甚于10年前

这一切都是其来有自的,8月9日大选结果公布以来,警方与抗议者多次爆发激烈冲突,政府拘禁近七千人,过程中还有两人死亡。而在过去一周内,逐步显露出的信息,显示被拘者遭到暴力对待乃至虐待。因此自上周四(8月13日)开始,明斯克(及全国各市)的示威者再度聚集,终成为今日的规模。

这是切实的政治危机。相较之下,2011年、2010年乃至更早的示威,虽然也是几乎相同的大选相关戏码,但彼时人数大约仅在一两万人,以反对者为主,而今纵使有所谓“外国因素”,却也代表了明斯克和白罗斯人对本国政治现况的不满。

很明显,白罗斯的政治危机反映出国家正经历严峻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什么呢?放眼望去,专政26年、被称作“欧洲最后独裁者”的卢卡申科无疑是众矢之的。至少大多数人目前是这样判断的。

不过,政治与经济一直相辅相成。为了了解白罗斯当下的危机,不妨看下其近来的经济状况。

8月16日,一名反政府示威者身披带有盾徽的白罗斯旧国旗。苏联独立后,白罗斯举行全民公投,改用红白旗,直到1995年再度更换。(AP)

遭遇低估的“模范生”

1991年白罗斯独立后,当政的舒什克维奇(Stanislav Shushkevich)政府效法“休克疗法”,在该国进行疾风暴雨般的私有化、自由化、西方化改革,导致经济全面崩溃,政治和社会生活空前动荡。1994年卢卡申科上台后,立即停止大规模私有化,在稳定经济局面的同时,主张实行循序渐进、以社会为主、由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市场社会主义。

1996年,白罗斯与俄罗斯结成联盟国家。在国内政局持续稳定和俄罗斯充分的能源原材料保障下,白罗斯发挥自身加工业优势,经济开始走上正轨。1996至2008年,白罗斯国民生产总值(GDP)连续12年年均增长8%以上,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的103.9%降到2008年的13.5%,居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各方面皆已恢复到苏联解体前水平,且财政收支平衡,赤字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以下。到了2013年,全国更是有大量家庭脱贫,收入最低的40%家庭实现了最快的增长,经济增长得到较好的分配,资源在国企、社会和私企间得到较好的循环。

目前白罗斯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23%的就业人口从事工业,工业产值占GDP的25%,其中又几乎皆由加工工业组成,主要包括食品、石油产品、机器制造、化工等。同时,白罗斯对外贸依存度极高,进出口总额占国内GDP的120%,而本身能源资源缺乏的白罗斯,近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和近半的出口体量又与能源生产相关,80%以上的能源原材料皆由俄罗斯进口。因此,白罗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俄罗斯经济状况。

也正因如此,在过去十余年内,不仅2008年金融危机对白罗斯打击严重,2014年以来俄罗斯受制裁,也对白罗斯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实体经济、对外贸易、固定基本投资、零售贸易均有不同程度下滑。

随着世界经济和俄罗斯经济逐步复苏,白罗斯自2017年起有所恢复,当年GDP增速达到2.4%,工业、农业都实现积极的增长,通货膨胀也从2016年12月的10.6%降至2017年12月的4.6%。然而其经济结构落后、投资不足、债务过高等因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近年来一直维持在不到2%的疲弱低位。

8月16日,示威人士把旧白罗斯国旗把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纪念雕像上。(美联社)

疫情之前,国际油价未来两三年内的不确定性、俄罗斯经济的有限增长及白罗斯经济固有的顽疾,便已导致各界判定其经济很难回到高速增长时代。而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白罗斯政治危机的背后,至少有着并行的经济危机。“独裁专制”和“选举舞弊”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示威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白罗斯的危机并非白罗斯所独有?

白罗斯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当下不仅是白罗斯,玻利维亚目前因押后大选而爆发示威的情况,委内瑞拉悬而未决的“双政府”问题,泰国年轻示威者对王权的挑战,各地的人们都在宣誓着对政治的不满。

这些事是否相通?是否说明了这些“民主改革不成熟的国家”没能经历民心的考验?

与此同时,假设问题的根源在于“独裁”和“不民主”,那么“民主改革成熟”的美国,为什么也一再爆发示威?如果说美国的问题在于“族裔”,那么同样各族裔混居的加拿大、巴西、印度、印尼,为何没有出现类同于美国的示威?这些国家做对了什么,致使其没经历美国的“族裔问题”?民主改革同样成熟的法国呢?为什么也在爆发示威?这些国家之间之间的政治危机,究竟有没有可比性?

再换个角度,为什么日本、新加坡这些一党执政已久的国家就没有这么多的示威和抗议?这当中又有没有可比性?

中国呢?作为一党专政的“典范”,中国如今有大量维权的示威,却并没有什么反政府政治示威。这究竟是因为社会不自由、人们出于恐惧而不能示威?还是因为人们不认为有示威的必要?这与白罗斯、玻利维亚、法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的例子,又有没有互通的原因?

回望百年前,当年也是各国普遍爆发示威的局面。当年,示威的人们放眼望向自己所处的时代,认为时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坏了,要靠共产主义图变”。该结论正确与否,人们过了百年都还没找到答案。

今天,各国示威的人们同样放眼望向自己所处的时代,认为时代的问题是“不够民主、不够有代表性”。但民主和代表性之余呢?有没有其他促因?是政制问题吗?是治理问题吗?是经济问题吗?是民心躁动的问题吗?环比之下,白罗斯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孔子曰“见不贤而内自省”,从白罗斯的例子中,我们又该总结出怎样的经验?或者说,除了现有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思考角度?

以上所抛出的这些问题,都不是这篇文章乃至执笔者所能作答。之所以赘述,不过是为了抛出问题,激起有识者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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