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授解读最危险男人的家族史:特朗普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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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特朗普撰写的新书《过多与永匮:我的家族如何造就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揭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很多年轻时不为人知的恶行。(美联社)

现任美国总统的亲侄女玛丽·特朗普(Mary Trump)撰写的新书《过多与永匮:我的家庭如何造就这世界最危险的男人》(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七月份一上市就高居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之首,八月份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课题组”翻译为中文,在网上广泛流传。

从书中所披露的内容来看,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是一位品行极差的人,无论商务运作还是政治运作、家族事务还是社会事务,从哪方面看都是如此。有人自然会问,这么差劲的一个人如何在美国的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如何被美国人民选为总统?对于这个问题,该书给出一定的回答;笔者还将结合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政治哲学给以进一步的剖析,因为学界有人借用此学说为特朗普的“合理性”加以辩护。

特朗普及其家族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恶劣行径

玛丽•特朗普在书中所揭发的特朗普家族在经济运作方面的犯罪事实应该是可信的,否则特朗普家族一定会对其侄女进行法律诉讼。但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家族无人站出来指控她是造谣诽谤,就连那么傲慢强悍的特朗普总统也只是在其推文中埋怨道:“我要说的下一位是玛丽·特朗普,她是我一个很少见面的侄女,也不怎么了解我,她用一些不诚实的话来描写我很棒的父母(他们已经受不了她了!),还包括我,这种行为违反了她的保密协议。她把我的纳税单公之于众,这也违反了法律,她糟透了!”看看,尽管特朗普说他的侄女说了“不诚实的话”,但他不敢以此与其侄女对簿公堂。事实上,特朗普及其家人只是以违反保密协议而要求法院阻止其侄女的新书出版,但遭到法院的拒绝。

虽然看上去特朗普家族对外是一致的(玛丽•特朗普除外),但对内却是矛盾重重。特朗普曾想利用其父对他的偏爱来剥夺其他兄弟姐妺的财产继承权。特朗普趁父亲神志不清试图让他在一份代拟的遗嘱上签字,但还是让其父觉察到了,致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书中这样写到:

“没过多久唐纳德(特朗普)的阴谋就败露了。结果,祖父的整个遗嘱被重写了,新遗嘱取代了他1984年立下的遗嘱,玛丽安娜(Maryanne Trump Barry)、唐纳德和罗伯特(Robert Trump)都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此外,新遗嘱还规定了一项新的标准:弗雷德给唐纳德的任何遗产,其他三个孩子也必须等量拥有。若干年后,玛丽安娜说,‘(按照本来的遗嘱)我们会身无分文。伊丽莎白会在街角乞讨。如果我们想喝杯咖啡的话,还得去求唐纳德’。”

这里引用了玛丽安娜(特朗普的姐姐)的原话,她对特朗普的不满溢于言表。看来这事是真的,否则玛丽安娜或家族其他人早会指控此书作者造谣生事了;就连特朗普也不敢说这是对他的污蔑,只是埋怨作者泄露了他们家族的秘密。这件事足以显示特朗普为人之险恶,但其兄弟姐妺并未因此而与他反目成仇,因为他们之间还有更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2018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揭露了特朗普兄弟姐妺与其父亲从事的一系列秘密欺诈和犯罪活动。其中一件是,为了免交数亿美元的遗产税,他们成立了一家建筑维修公司,以便把巨额的捐赠金伪装成合法的商业交易。《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是有真凭实据的,其中部分资料由玛丽•特朗普所提供,她作为特朗普家族的一员可以合法地“偷出”这些资料,以致特朗普家族不敢把《纽约时报》告上法庭。特朗普只是在推文中文不对题地责骂道:“失败的《纽约时报》……97%的关于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没有从错误的选举报道错误中恢复过来!”

玛丽•特朗普算是特朗普的知情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亲戚,更是因为特朗普曾经委托玛丽•特朗普写一本为他歌功颂德的自传体书,取名为《东山再起的艺术》。在此之前,特朗普已经请人代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交易的艺术》,另一本是《巅峰生存》。但终因玛丽•特朗普总想了解事情的真相而被特朗普解雇,致使第三本书中途流产。不过,这倒是歪打正着,为玛丽•特朗普撰写现在这本书打下基础。特朗普真的“东山再起”成为美国总统,于是,玛丽•特朗普真的出版了一本关于特朗普的书。此书发表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之后,增加了许多新的素材和论点。

特朗普1987年为自己打造交易专家的形象而出版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亚马逊网站)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席卷全球。截止2020年8月20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近566万,死亡病例近18万,二者均居各国之首,约占全世界的1/4。美国的医疗技术和条件算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冠瘟疫比中国晚爆发三个多月,但疫情程度却比中国严重得多;毋庸置疑,特朗普作为总统是难辞其咎的。

玛丽•特朗普在书中写道:“这场大流行也让他对其他人的生命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态度。……他没有勇气面对失败的事实,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数十万人将因此丧生,历史上最富裕国家的经济也很可能被摧毁。唐纳德不会承认这一切,他降低底线来隐藏证据,并在这个过程中说服自己:如果只有几十万人而不是两百万人死亡,那么他所做的就比任何人都好。”

玛丽•特朗普说的是实情。就在前不久特朗普还夸口说,美国的疫情控制得很好,他的政府功不可没;美国病例数字高是因为美国的检测速度快,因此他建议降低检测速度。特朗普此举无异于现实版的“掩耳盗铃”。美国以每天几万人患病、几千人死亡的速度驶向黑暗深渊,就连特朗普的亲弟弟罗伯特·特朗普(Robert Trump)也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可是,作为一国总统的特朗普就像没事儿人似的,隔三岔五地去打高尔夫球,毫无羞耻地自吹自擂,忙不迭地向别国甩锅;其对生命的冷漠、对国人的敷衍、对世界的狡诈在这场瘟疫面前暴露无遗。

8月16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NBC)推出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9个百分点,有希望把特朗普赶下总统宝座。不过,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最初两年,其连任的呼声很高,就连国会发起的两次弹劾调查都对他毫发无损,反而使之气势更旺,锐不可挡。要不是新冠病毒从天而降,横刀夺路,特朗普连任总统几乎没有悬念。现在的问题是,从特朗普参选总统的第一天起,他在个人品行上的丑闻和劣迹便是不绝于耳,其在政治上的恶行和丑态更是有目共睹;但是,他为何总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搏得许多美国民众的青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

马基雅维里,生于1469年5月3日,人称现代政治哲学之父。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独特观点是:政治独立于道德,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此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为“政治肮脏论”或“政治无德论”的代名词。(wikipedia)

马基雅维里主张“政治无德论”吗?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以其著作《君主论》而闻名于世,其观点被冠以“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sm)。一般认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独特观点是:政治独立于道德,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看法使马基雅维里主义恶名昭彰,成为“政治肮脏论”或“政治无德论”的代名词。不过,值得玩味的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就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而吃起来香;特朗普似乎正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一位实践者和受益者。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发表至今已近500年,学界对它的兴趣经久不衰,甚至有增无减。人们不禁要问,《君主论》的魅力来自哪里?《君主论》是否表明政治本来就应该是肮脏的并且能够得到理论上的辩护?在笔者看来,这只说对一半而非全部。政治的性质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反映,正如“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相应地,政治一半是肮脏的,一半是正义的。然而,人们只看到马基雅维里对政治的肮脏那一半的肯定,而没有看到他对政治的正义那一半的肯定,这是对其政治哲学的极大误解。

我们说,政治一半是肮脏的,一半是正义的,这里有三层意思。其一是,政治有正义和非义之分,正义的政治目的是合乎道德因而是干净的,只有非义的政治目的是违反道德因而是肮脏的。其二是,即使出于正义的政治目的,有时也不得不采取某些“肮脏”的手段,不过,其肮脏是有限度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正义的战争,尽管其目的是道德的,但其枪杀敌人的手段是“不人道”的,但其“不人道”是有限度的,其中包括“不虐待俘虏”等。其三是,有一部分人从事政治活动是出于非正义的目的,对于这一部分人而言,政治手段的肮脏程度可以是无限制的。按照中国旧说法,这种人掌权便是“霸道”,而不是“王道”;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种人掌权便是“僭主”,而非“君主”。需强调,这种肮脏的政客和政治只占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笔者还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其实是为君主写的,而不是为僭主写的,但是面对实际掌权的僭主,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听上去好像是为僭主们出谋划策,实则不然。有人看出这一点,其中至少包括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于1872年5月18日出生在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wikipedia)

罗素对马基雅维里的评价很高:“文艺复兴虽然没产生重要的理论哲学家,却在政治哲学中造就了卓越无比的一个人——尼科罗·马基雅维里。”(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页)不过,罗素话锋一转:“一般人惊讶他的荒谬绝伦,已成惯例;他有时候也的确是荒谬惊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是科学性的经验学问,拿他对事务的亲身经验作基础,力求说明为达到既定目的所需用的手段,而不讲那目的该看成是善是恶这个问题。”(同上,第17-18页)这是马基雅维里荒谬的地方,即只管手段的经验有效性而不问目的的道德善恶性。然而,罗素再次话锋一转:“他偶尔听任自己谈到他希求的目的,那就是我们大家完全能鼓掌称赞的一种目的。”(同上,第18页)

其实,马基雅维里并非不问政治目的,只是在《君主论》中很少谈目的,偶尔透露之,那就是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政体。罗素进一步指出:马基雅维里“同时在撰写的那部较长的作品《罗马史论》,显著地带着更多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色彩。他在《邦主鉴》(即《君主论》——引者)的开首说,这本书里他不打算谈共和国,因为已在别处讨论过共和国了。不并读《罗马史论》的人,对他的学说往往容易得出一个很偏颇的看法。”(同上,第19页)

罗素说的是实情,学界多数人都误解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这样说道:“这里,我想撇开共和国不予讨论,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尽地讨论过了。我打算单独地转到君主国这方面来,并且按照前述的顺序,探讨这些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页)显然,马基雅维里不是不问政治目的的善恶,只是在这本书里不去谈它。

在马基雅维里心目中,与共和制相比,君主制是一种不好的政体。既然他的《君主论》是在一个不好的政体内谈论政治手段的,那就不再问及政治目的了。当然,人们可以追问,既然君主论是不良政体,那么马基雅维里为什么为维护这种不良政体而献计献策?对此,《君主论》的“前言”从表面上回答了这一问题,说这是“马基雅维里上洛伦佐·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殿下书”(同上,第1页)。

洛伦佐·梅迪奇何许人也?当时佛罗伦萨君主国的统治者是也。马基雅维里在写《君主论》的时候(1513年)是一个刚从狱中释放出来、身处农村艰苦谋生的罪人,他所犯的是共和革命罪,他的从政经历伴随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重建与再次覆灭的始末(1494-1512年)。他曾担任共和国的外交官和“十人委员会”秘书,甚至一度被任命为国民军统帅。直到梅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马基雅维里沦为君主国的阶下囚。

也许有人会不屑地指责马基雅维里向邪恶统治者卑躬屈膝、卖身求荣,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马基雅维里日后的行动表明,这只是他为达到正义目的而采取的有限度的不良手段。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虽然没有被他想要“讨好”的洛伦佐·梅迪奇所重视,但却得到稍后的统治者朱利奥的重视。1520年马基雅维里被委任为佛罗伦萨大学历史编纂和国家政治顾问,主要研究最适合佛罗伦萨的政体问题。马基雅维里大胆建议将来可以恢复1512年以前共和国时代的“大会议”制,用以取代集权于一人的君主制。“这件事说明:马基雅维里同君主专制的统治者妥协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对共和国的理想。”(同上,译者序,第xvii页)

1527年德国和西班牙军队进行了“罗马洗劫”,使“文艺复兴”最终落幕。一个多月之后,马基雅维里在贫困中悄然病逝。我们看到,马基雅维里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是一个政治无德论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政治有德论者,一个坚定的君主制的反对者和共和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把一生献给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以说,马基雅维里以其毕生经历对所谓的“政治无德论”做出最具权威性的诠释,即:政治是有正义与非义之分的,只是为了正义的目的可以暂时地委曲求全。

特朗普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吗?

笔者进而认为,马基雅维里在理论上留下的重要遗产不是所谓“政治无德论”或“政治肮脏论”,而是对公共事务领域和私人事务领域的道德区分,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后人所说的“公德”和“私德”的区分。马基雅维里指出:“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同上,第85页)

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区分了作为君主的道德和作为一般好人的道德。一般所说的善和恶是针对个人而言的,但是君主不只是个人,还是国家事务的代言人。由于处理私人事务的私人道德不同于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道德,所以君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私人道德,做一些通常归于“为非作恶”的事情。但是,除非“必需”,尽量“不要背离善良之道”。

我们看到,马基雅维里是把“为非作恶”看作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而不是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因为此,他让人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其必要性是什么,“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关于“为非作恶”的必要性,马基雅维里的回答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而不得不这样做。换言之,当公德与私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让私德服从公德,而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违反私德。

马基雅维里关于君主道德和一般人道德的区分预示着后来边沁关于“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密尔关于“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梁启超关于“公德”和“私德”的区分。这类区分的理论价值是十分重大的,成为当代道德哲学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在此无法展开讨论,但有必要指出一点即:私人道德比较重视行为动机,而公共道德比较重视行为后果,但这绝不意味着私人道德只讲动机而公共道德只讲后果。把公共道德误以为只讲后果而完全不讲动机,这正是导致政治无德论的根源,也是把马基雅维里看作“肮脏政治”始作俑者的根据;但这毕竟是对公德和私德的一种误解,而不是马基雅维里的本意。

总之,马基雅维里是看重“善良之道”的,把对它的违背看作是为谋求公共利益的无奈之举。马基雅维里真正要表明的是,不应用一般“好人”的“善良之道”来要求管理国家事务的君主,要允许君主在“必需”的场合“走上为非作恶之途”,这是私德和公德之间的重要区别。再次强调,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无德论”或“政治肮脏论”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关乎国家的重大利益。因此,泛泛而论地把马基雅维里看作“政治无德论”的倡导者是不恰当的,相应地,以其理论来为邪恶政客进行辩护也是不恰当的。

现在回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符合马基雅维里的有条件的“政治无德论”吗?根据以上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的分析,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特朗普的从政目的并非正义的,他的恶劣手段也不是为维护国家利益所必需的。特朗普从政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显,即维护个人权力。他常挂在口头上的“美国第一”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本质上不过是“美国总统第一”,眼下便是“连任总统第一”。明眼人都可看出,特朗普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美国或美国人民,而是为了他自己的总统连任;否则,他就不会为了掩饰疫情而主张减少新冠肺炎检测,也不会把公布疫情真相的首席专家福奇打入冷宫,更不会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患病和死去的时候,心安理得、悠哉游哉地去打高尔夫球,且不说他让美国退出有益于子孙后代的巴黎气候协议等世界合作机构。

特朗普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希特勒上台,属于人类历史的悲剧,尽管有其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一定的必然性。在历史上,民粹主义是难以消除的但毕竟是一股逆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民粹主义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平民政体”必将被正义的“共和政体”所取代。特朗普的侄女给特朗普的定位基本上是准确的,即特朗普家族所造就的“这世界最危险的男人”,他是踏着民粹主义的“红地毯”而登上总统宝座的。

既然特朗普从政的目的是非义的,那么他的“为非作恶”则是没有限度的,为了连任总统他将会不择手段。君不见,当他认为邮寄投票对他的连任选情不利的时候,他竟指使邮政部长减少美国的邮政服务,以阻碍邮寄选票的有效性。当他认为选民把注意力放在国内对他的连任选情不利的时候,他就频频在国际上制造事端,以转移选民的关注点。完全可以设想,特朗普为此目的甚至不惜挑起战争,把世界带入一场灾难。

特朗普不是君主而是僭主,不是王道而是霸道,因此,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不适合于他,把他看作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是张冠李戴。凡事要从最坏处着眼,对特朗普这个“世界最危险的男人”来说,人们应当保持警惕,力求避免他所带来的最坏结果——包括核战争。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请想一想,面对近二十万美国人的死亡,高喊“美国第一”的总统可以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那么对于更多外国人的死亡还算事儿吗?

(本文作者系中国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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