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白宫鹰派推动全面脱钩 中国如何才能“讲好自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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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再加上大选即将来临,美国在对华立场上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国更是成为常规政治表演。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造成全球经济“停摆”,20亿—30亿人口封城或禁足。有研究指出,疫情的经济影响将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超过1929至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有研究者甚至认为,疫情可将全球秩序分为“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危机。疫情后全球经济、全球秩序以及中美关系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疫情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疫情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影响全球秩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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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与选举加剧中美全面竞争关系,加快走向“新冷战”

第一,中美疫情处理、应对方式与效果差异大,引发美国强硬派恐慌心理。美国舆论与精英人士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是最好的,科技实力最强,为什么疫情造成的灾难使得美国更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或如美国媒体所讲这是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表现。

应对疫情举措与结果加剧了中美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竞争,美国对华“鹰派”将中国的国际抗疫援助与国际合作“政治化”“妖魔化”。与此同时,他们利用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影响力扩大的担心,试图组建一个对华意识形态联盟,对华强加“新冷战”。

第二,美国政府发动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宣传战,转嫁疫情责任。为了掩盖疫情处置失当,同时也为了阻止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强硬派、特朗普本人大力宣扬“中国病毒论”“中国实验室泄露论”“中国疫情掩盖论”“中国赔偿论”“中共世界威胁论”等,这些论调经由美国媒体与其控制的国际媒体的宣传,传播至世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了本应有的国际抗疫团结。可以说,美国对华“鹰派”动员起旧有的冷战体系与资源,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宣传战。

第三,大选与两党竞争加强使得对华舆情进一步恶化。美国大选、两党竞争在疫情下进一步恶化了对华舆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所特有的两党竞争模式,加剧了对中国“污名化”,使得中美竞争更加复杂。美国国内政治社会严重分离,近年来政治“极化”严重恶化,左右两派势均力敌,民主、共和两党权力斗争加剧。为转嫁抗疫不力的责任,特朗普大打“中国责任”牌,极力“甩锅”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撇清与中国的关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试图与中国拉开距离,甚至批评特朗普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不够强硬,表示当选之后将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两党竞争的结果是彼此争相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姿态,对涉华舆情、两国关系气氛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污名化”中国致使对华关系的舆论与民意基础严重恶化,目前,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美国公众比例攀升至66%,达到相关调查历史最高点。

第四,美国对华“鹰派”利用疫情推动中美“新冷战”。美国安全“鹰派”推动“新冷战”的图谋越来越明显,以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主要由美国情报部门、国防部门和军工复合体构成,他们主张利用疫情断绝与中国的全面往来,推动升级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同时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推动建立美国主导的排除中国的“经济繁荣伙伴联盟”。

与此同时,贸易“鹰派”暂时“停歇”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担心疫情使得中国无法兑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采购计划。人权“鹰派”则在抗疫期间将武汉“封城”称为违反人权,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挥抗疫的作用,看成是中国强化所谓“监控国家”形象。不过,他们的势头在疫情冲击之下大为减弱,在反思美国自身体制的同时,也担心对中国过度批评有可能帮助特朗普成功“甩锅”中国,从而不利于民主党的选举。美国黑人佛洛依德被白人警察“跪杀”事件引发全美与国际范围的抗议示威,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对华宣传战的可信度。

中国应对全球变局与中美“新冷战”危险的对策

疫情将加速供应链重组,中美竞争的局面将持续升级。(视觉中国)

疫情延续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的局面,逆全球化势力进一步上升,中美加速滑向“新冷战”。面临这一形势,中国应采取积极举措,以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与中美之间有可能发生的“新冷战”的危险:

第一,面临“逆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要继续高举开放发展、改革发展的大旗,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扩大对外交往。面临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要更自信、更勇敢地扩大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号召力是强大的。

第二,推动中美两国再次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防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对宣传与社交媒体的影响。之所以需要再次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因为在当前高度竞争的情况下两国更容易忘记诸多实际的共同利益。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实际上就是再次确认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中美要扩大在共同应对国际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的合作。

第三,警惕美国安全鹰派继续强化推动中美“脱钩”,特别是教育、人文交流的“脱钩”。疫情后公共卫生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可能带来部分药品、医疗与防护装备等相关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但教育和人文“脱钩”对中美关系、对中国发展损害最大。应当扩大深化中美交流渠道,不能因一时冲动而加剧“脱钩”。

第四,改善与美国传统媒体、新媒体(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的关系,做到温和耐心,实事求是,讲好中国故事,帮助他们去除对华“偏见”。讲好中国故事,减少对方的偏见与误解,需要中国改进沟通本领,改进新闻报道的体制。比如,在发挥官媒主渠道的同时扩大市场化媒体运营的空间,信息获得的多样性有助于美国与西方公众对中方传播信息的接受度。

第五,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保持、深化与美国涉华“利益攸关者”的联系渠道,努力消除误解,扩大中美共识与共同利益。具体来说,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加强、改进与美国重要智库、大学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沟通交流工作,继续为他们来华交流、研究提供更多的工作、旅行便利与服务;继续推动中美地方机构交流工作,等等。

最后,在积极加强对外交流和沟通的同时,加强相关问题的国内沟通,做好国内共识塑造工作。

本文转自《国际政治研究》,原标题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对策》,作者王勇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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