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时殷弘:中美“新冷战”是最保守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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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要求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人员72小时之内撤离。作为反制措施,中国方面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Reuters)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中美关系恶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美之间是否陷入“新冷战”的讨论众说纷纭。中美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从宏观和时间的两个角度详细解读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他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两个层面全面论证“新冷战”的观点。在他看来,可以从全球化的三大效应观察中美竞斗的源起、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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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再无霸主 中美面临一个共同危险

多维:中美两国关系目前遭遇重大挫折。用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如果把中美关系放在更长的时间脉络里,比如从建交到今天,该怎么定性当前的中美关系?因为历史上,中美也曾面临危机和当时看上去的转折点,比如1989年的六四风波,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这些危机事件,后来证明都只是暂时的,那今天中美的危机该怎么看?相较于以往的这些危机,这次的危机明显是带有结构性,是持久战。

时殷弘:回顾1979年开始发展至今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一个“冷战形成”的过程。毫无疑问,中美正在进入新冷战,最近一两个月来,西方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且“爆发战争的危险急剧增加”。这种判断可能有点过分,但总体来看,中美正在进入新冷战是一个最保守的说法。

“冷战的形成”,可以从宏观和时间两个角度进行解释。宏观分析,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解释,我个人认为是自由开放的全球化产生了三大效应,后面会具体阐述。另外,从时间顺序来看,中美关系发展的几大阶段,竞斗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激烈,频率越来越高,也就是越来越普遍。

全球化的实际运作导致了三大效应,其中包括:第一,美国社会分裂。几乎一半的美国人,尤其是白人草根越来越讨厌建制派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认为他们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打交道,是以牺牲白人的尊严、工作机会、社会福利、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乃至一切为代价。华尔街利益集团和代表其利益的政府使得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全世界盘剥,其中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中国。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起实际作用的亿万美国人的现实认知,根本无力改变。

第二,自由开放的全球化实际运作是促成中共十八大之前精英广泛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引起了亿万中国人对精英腐败的痛恨。换言之,全球化给中美两国社会分裂、大部分人的愤怒提供了结构性的动因,但这个动因还不够,还需要有情势性的东西,呼应大部分人的愤懑。政治强人先后在北京和华盛顿取得政治权利,在中国是2012年底,美国是2016年底。他们动员大众性的政治力量,扭转先前造成社会分裂以及很大一部分民众愤懑的方向。这两大效应影响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

第三,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一点,自由开放的全球化实际运作,作为重要因素,铸成了中国国力的增长。从经济、到军事、再到技术国力,哪怕只此一点,从时间纵向的角度看,也必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世纪性竞争,竞争归根结底是为了权力优势(power preponderance)。但是,使得中美两国竞争有别于以往的竞争,主要还是因为前两大因素,我个人坚信这是最根本的解释。

此外还需要从边缘时间顺序对此加以补充说明,从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进程来观察中美竞斗的源起、加剧。在这十多年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导致当前中美状况的动能不断累积。第一个阶段点是2008年,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中美战略军事竞斗的起点在2008年。无论是军备竞赛、南海、东海还是西太平洋。

另外,两国各自的民族心态发生剧变,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发展,也就是所谓的“胜利主义”。虽然受害者心态(victim mentality)还存在,但已经逐渐边缘化。美国方面越来越担忧自身地位的相对衰弱甚至是绝对衰弱,与过去相比,尤其是同期中国的崛起也给美国增添了很多焦虑和恐惧,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第二阶段是2012年至2016年,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基本情势先后发生变化,后续形成了两个根本对立的国家目标。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提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口号,这是什么概念?美国第一并不是意味着其余世界第二、第三,要实现“美国优先”就必须逆转先前所谓的自由开放全球化,也就是逆转“美国受世界盘剥尤其是中国盘剥”的情况。

美国优先的内涵其实是指,以牺牲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代价(America first must at the cost of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另一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多次阐述,中美两国的基本目标,“美国第一”遇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双方竞争和对抗的动能大大强化。

再到下一个阶段,2018年1月至2020年2月。特朗普主政白宫第一年,在朝鲜问题上不断施压中国,终于在2017年底,使得联合国达成了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对朝制裁决议,中国也基本上已经切断与朝鲜的所有贸易关系,特朗普达到目的之后转眼之间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压制和竞斗。

2018年开始到中国基本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这期间中美的竞斗几乎是全面的,而且不断升级。在此期间,美国的重点是贸易战以及对华科技竞争。接下来是2020年2月至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遭受了极大的生命健康损失。因此,美国民间对新冠肺炎的怒火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身上,因为中国是第一个报告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

可以说,这是当前中国美关系恶化的决定性事实。因为美国人自己缺乏反思,所以前期轻慢病毒的后果,也由中国承担。特朗普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恨中国,在此之前,特朗普只是想通过软硬两手的方式逼迫中国出让利益,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恨中国。但显然,疫情之下,特朗普在国内遇到的政治困难越来越多,他需要找到一个解释,而他真心相信,归咎于中国能解释这一切。所以他不会将困难归咎于美国的政治体制的弱点,更不会从自身找原因,也不会认为美国人民抗拒戴口罩、不防护有什么问题。

中国方面,2月基本控制住武汉疫情之后,开始在国际上推行中国的防疫经验,发挥引领作用。突出表现在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能够有效应对压倒性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机,这也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中国体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中国不断向其他国家派遣医疗队,提供口罩等防护物资,发挥引领作用,这也在另一方面强化了与美国的竞斗和对抗。

最后一个阶段是今年4月到7月。4月底开始,特朗普的连任前景变得不明朗起来,共和党的局面也不乐观。因此,与先前相比,它们有了更大通过压制中国来缓解国内压力的需求。特朗普在4月27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是一个转折点,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开始倒向团队中超级鹰派的一方。公开谴责和废除美国1972年以来,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从6月下旬开始,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到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再到蓬佩奥(Mike Pompeo)的演讲,终于宣布,特朗普行政当局的目标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也就有了后续对中国采取的手段,如就香港、新疆问题进行法律制裁。

此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升级执法行动,到目前为止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勒令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在南海方面,所谓的“航海自由行动”频度、烈度空前,再辅之以蓬佩奥主义,完全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明;七月进行两次双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大规模演习,以美国的先进武力对中国实施军事震慑;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中国,利用一切外交手段,加剧对华高级作战,促使美国的发达盟国加入围堵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的阵营;最后就是持续从意识形态上谴责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基本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体系。

多维:你在2018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会用新冷战这个标签来定性中美关系,现在这个看法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时殷弘:什么叫“新冷战”?所谓冷战就是大国竞斗,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两大特点,“新”体现在,有选择性的脱钩逐渐加剧。2018年的时候,这个形势还不存在,但两大动能已经在强劲累积。后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速了整个过程。

多维:没错,2018年的时候,中美之间的争斗更多地聚焦贸易问题上,但今天,疫情加速的大变局中,中美之间的冲突开始全方位展开,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层面,更是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层面,各种传统关系都被引入改变中,而且这种改变还在继续进行。

时殷弘: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给前面提到的两大因素注入了巨大动能,亿万美国人都开始痛恨中国,另外,港版国安法的出台和贯彻也加剧了中美对抗的动能。

总结来看,历史是由三方面共同决定:第一,结构性;第二,情势性;第三,偶然性。全世界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把全球的科学家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新冠肺炎就是这个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对世界的经济文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

多维: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从必然性的角度看,有很多分析认为,中美不可避免的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时殷弘:中外很多讨论修昔底德陷阱的人,其实都不懂古典史。观察雅典和斯巴达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过程可以看出,里面也包含了非常强劲的结构性动能和情势性动能,再加上几次重大的偶然性。前文提到的三大要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当前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可以定性为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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