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宜细不宜粗 中国对美战略三大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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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驱逐舰8月18日穿越台湾海峡,且更加接近中国海岸线,后遭解放军052D型导弹驱逐舰跟踪监视。(鼎盛军事)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了全球格局重塑的最大偶然性,在中美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教授看来,中美两国基于彼此对立的立场,要求对方做出根本让步,加剧了两国对抗。中美之间旧的战略稳定已经被彻底摧毁,而新的战略稳定尚未形成。此外,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增加。在他看来,聚焦具体议题应成为两国处理关系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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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再无霸主 中美面临一个共同危险

多维:两年前你认为未来的世界不会是多极格局,而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分成两半。今年你在与朱锋老师的对谈中提到“全球治理方面,中国面对特朗普(Donald Trump)弃置美国原先全球领导作用,而填补真空机会的困难性,在目前国内外不少媒体提到,但在目前,中国在世界上软权吸引力有限,中国可用资源和经验都有限,中国将遭遇的相关内外障碍相当巨大,包括大疫导致的种种复杂性。因此,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颇为可能。”从“世界主要经济体分成两半”到“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该怎么理解这其中的连续性和变化?

时殷弘:这个过程从结构上看是连续性的,讲结构性可以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腾飞开始,也可以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但从时间框架的意义看,是因为2012年到2016年中美两国国内的基本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情势性作为重要因素来分析,时间要晚得多。

偶然性则发生在2019年12月,中国武汉最先报告新冠肺炎疫情。也许几百年后,追溯出新冠病毒的来源是由于气候变化,那就不是偶然性,但目前在全世界对这场流行病知之甚少的情况下,这就是偶然性。而这个偶然性的作用非常巨大,当然我不认为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最起码这个偶然性和结构性、情势性叠加了起来。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部分含义是指,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越来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中共十九大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表明,变化有对中国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于中国的大要素,有些要素同时是中国的大机会和大挑战,甚至障碍。

特朗普从来不希望美国是世界领导,在他看来,这个领导作用,其实意味着全世界盘剥美国,他不要这样的领导地位。中国也不可能填补“真空”,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原因很明显,中国的经验和国力无法支撑,再加上美国的阻碍反弹。

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特朗普一边“退群”,一边“组群”。美国优先其实意味着以牺牲中国和其他世界为代价。

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特朗普不但要“退群”,还要“组群”。“组群”意味着分裂的世界,发达国家聚在一起形成战略同盟。美国民主党并不赞成“退群”,因为民主党对于自由开放的全球化带给美国和世界的变化,其实是盲目的,所以他们反对“退群”,但他们一定赞同“组群”。而且民主党在“组群”上甚至还会更积极,尤其在于修补美国同欧亚盟国的关系,联合形成围堵中国的同盟圈。

多维:在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并且要组围堵中国的同盟圈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最近中国官方,如杨洁篪、王毅都有就中美关系发声,傅莹也在一篇万字长文中呼吁,中国战略界应该行动起来,讨论对美大战略。在你看来,中国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对美战略?

时殷弘:综合来看包括杨洁篪、王毅的公开场合发声可以看出,到今天为止,中美两国都是从各自与对方完全对立的角度出发,强烈谴责对方,要求对方做出根本让步。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这全无可能。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明显缓解中美对抗都很难,更谈不上实现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乃至扭转当前局势。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声明,都是从全面目标的角度来谈,要稳定中美关系,防止继续恶化,而这在现实情况之下,根本做不到。中美竞斗的局面之下,重大的问题至少有十个,要全面应对根本不可能。实际的方法应该是选取一两个重大问题,争取在短时间内明显缓解,这也是中美在各自能力范围内能够做到的事情。

多维:在中美竞斗这个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中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什么?如果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 中美关系走向缓和还有可能性和突破口存在吗?

时殷弘: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至此,最大的危险是发生军事冲突。也就是说,当前最紧迫的事情是避免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应该是华盛顿和北京最高的国家政策和共同利益,双方应该将此作为两国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重拾谈判和对话。

不妨看看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局势其实非常严重,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防止美苏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从这个基本方向出发再想具体办法,也就是讲究实际。当前中美要争取全面缓和稳定两国关系,根本做不到。另外,要足够聚焦,在我看来,就是选择一两个重大问题,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开始着手。

中美避免军事冲突作为最高利益,一方或者双方提出足够具体的议题,当然并不是指单方面让步,而是提出能够促使双方同样做出重大让步的谈判条件,表明愿意让步的立场,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谈判。这个真正意义的谈判,是冲着实现具体目标去的,而不是为了政治宣传或者某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可以有一些较小的、可能的现实安排,作为维持根本共同利益的分支性努力,足够聚焦、足够现实,足够谈判。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中美在战略军事方面陷入危险对抗,同时在台湾和南海展开军备竞争,双方缺乏真正有意义的沟通来管控危机。

举个例子,比如能不能提出一个具体的议题(concrete offer),规定在一定时间内,美国暂停对中国的“怀疑行动”,暂停美国航空武力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在南海非军事化。要开启这样的谈判,首先要有诚意,这个诚意是要双方以提出聚焦的议题或条件来表明的,比起宏观来讲中美关系或者高谈阔论修昔底德陷阱要更有意义一些。

中美关系如果维持现状下去,只会继续恶化。并不是说中国要单方面让步,而是提出条件,摆明立场。在台湾问题和军备的问题上都可以采取类似的手法。就是中国把自己的条件摆在桌面上,对方不接受,我也不着急。

中美之间过去的战略稳定已经被摧毁,所以现在要形成一种新的战略稳定。中美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要探讨新的战略稳定的时候。要实现这个目标,只能抓住重点,聚焦具体问题。如在台湾问题上怎么办?在军备问题上怎么办?主要是因为,在有些问题上,中美已经没有了谈判的余地。比如高科技,美国的姿态很明显,宁愿自身中短期内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也要阻止中国在世界上取得战略优势和意识形态影响优势。这个决心已经下了,就算白宫易主,最多是风格变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出路。

华为已经宣布芯片断供,芯片库存见底。另外,中国的所有武器系统如果没有芯片怎么办?中国现在只有举国体制可以依靠,通过举国体制发展芯片。当年中国做出了原子弹,但芯片比原子弹要难做,目前为止芯片技术大部分属于美国,中国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自己发展芯片。等中国的芯片发展成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渡过这个难关,从中长期看中国需要做到三点:

第一,使得国内政治社会生活适当宽松化,反腐败已经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中国的政治权力已经完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第二,持久而坚决的实施战略军事收缩。至少在未来五六年,把南海和台湾问题以及军备竞赛问题,作为摆在桌面上,促使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未来政府进行相应战略收缩的谈判条件,谋求减少中美在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

中国的战略前沿是西太平洋,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不包括第一岛链。这也是美国进行军事同盟的战略前沿,双方正在此处进行激烈的对峙。所以,应该促成中美形成新的战略稳定,并以此争取显著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

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了颠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的态度。民主党一边,所有迹象表明,大部分民主党人都同样赞同施压中国的政策,迫使中国回到邓小平时代(的政策)。如果拜登(Joe Biden)当选美国总统,民主党主流舆论担心中美发生军事冲突,这一点和特朗普政府不一样。民主党担心中美在外交和政治上脱钩,不赞成对华进行关税战,也不赞成美国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其他方面,民主党未有明确表态,但基本趋势也是要阻止中国在美国投射所谓的安全力。

拜登不会允许实质性削弱美国的战略武力,他一定会加强以军事同盟为内涵的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原则。千万不要以为拜登等于过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总统拜登,因为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有亿万美国人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巨大经济衰退痛恨中国。此外,在美国看来,中国政府的体制性质已经有别于2016年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末期时候,中国几乎已经是一个完全集权专制的国家。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多频繁运用法律在新疆、香港以及高技术等等问题上制裁中国。当局的政策很容易改变,但法律很难改变。更何况,拜登没有理由不希望通过法律在这些问题上制裁中国。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滑到了哪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新当选的拜登,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形势?这种局面会允许他采取与中国相协调的政策吗?答案显然不大可能。还有,在民主党看来,同奥巴马执政最后一年相比,中国国内践踏人权的情况严重了许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构成制约拜登软化对华立场的条件。何况我们是假定拜登的对华政策会走向温和,其实这个假设是要大打折扣的。

第三,目前的特殊时期,中国要战略集中,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反华和对华脱钩行为要忍耐。减少一二线对手,中国的一线对手最多只能有一个,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以上提到的三条要坚决而长期的实行。但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做到了或者接近这三点。

多维:做出全面准确判断的前提是中国要全面了解美国,但现实中一直存在一些误判,导致了错误的决策,在你看来,有哪些明显的误判?在对美方面,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应该主动出击,一种认为中国应该遵循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政策,对此你怎么看?

时殷弘:其实中国过去几年对美、特别是对特朗普的误判是相当严重的。在这期间,与特朗普举行高级会晤会让人振奋一段时间,但是之后不久,特朗普就翻脸。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和主流研究界基本对他的政策方向的判断基本正确,只不过在预测中国应当怎么办方面,没有足够坚实的共识。

我一直认为,中国亿万人心里面同时有两个图景,绝对图景和相对图景,这两者将共同支配中国的世界观和对外政策体系,今后不可避免会有波动和不确定性。

绝对图景指在抗击国内新冠付出巨大经济社会代价,也指大流疫导致加剧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恶化,因此绝对图景意味着中国显著弱于新冠肺炎爆发以前,所以我们的最优先事项就是争取恢复经济和防止流疫卷土重来,再加上对香港进行拨乱反正,其余所有的都是其次,因此这很简单,中国要想关注绝对图景,我们就必须在机遇方面,总的来说足够收缩、足够节制、足够节省。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还有相对图景也很显著,在另外一部分中国人心中,是美国及其若干主要盟国的国内抗疫,重伤他经济处境,大不如中国,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更趋势在大流疫之下进一步加速,因而中国的对外权势突进据此有了更新添加的历史性机遇,在军事、经济、外交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空前地大有作为,不仅必须,而且可行。

这两个图景将较持久共同支配中国国策,使其不免有重大复杂性。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对美国的基本国策搞不定,中国相对美国来说比较搞得定,但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两张比较矛盾的图景,都在共同支配中国的对外政策,因此中国的战略方向在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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