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美国影响力下降是傲慢自大的恶果怨不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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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深外交学者刊文称,美国影响力下降最好的解释是自身的傲慢与自大,与中国发展无关。

美国学者对该国经济衰退的看法几乎一致。图为2019年6月29日,工作人员为习特会做准备。(AFP)

美国《国会山报》14日刊登美国外交与安全领域的资深研究员多宾斯(James Dobbins)和政策分析师塔里尼(Gabrielle Tarini)联合署名的评论文章。回顾美国过去两年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对于美国的影响力下降,最好的解释是因其自身狂妄自大而遭受恶果,与中国发展无关。

全文主要内容如下:

过去二十年,美国的国际成就急剧减少。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变得更加明显,但衰退从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就已开始。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最近一份报告发现,在二战后55年时间里,美国历届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美国为和平与繁荣做出持久贡献的行动,平均每年有一次。而自2001年以来,外交政策取得进展的速度已降至每四年一次。其结果是美国外交政策上出现了“迷惘的一代”。

在外交事务专家和评论人士中,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但对其原因却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些人将其归因于一系列糟糕的政策选择,另一些人归因于党派僵局和国内政治的日益孤立,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影响力的减弱只是反映了全球力量平衡的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似乎最说不通。苏联实力的增长是对美国取得成就的一种鼓舞,而不是美国未能取得成就的借口。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了,但这更多的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对过去20年美国外交政策受挫的解释。9·11事件、全球反恐战争、未能稳定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伊朗和朝鲜核计划、大衰退、“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崛起、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都没有责任。对于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中国甚至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对于美国影响力下降,最好的解释似乎是因其自身狂妄自大而遭受恶果。冷战的胜利鼓舞了美国人的“全能”意识,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巴尔干半岛问题的平息以及经济的普遍繁荣,这种意识被不断加强。

在911袭击的刺激和塔利班倒台的鼓舞下,美国领导人宣布了一场全球反恐战争,采取先发制人政策来对付核扩散者,入侵伊拉克并意图将伊拉克转变成为其他中东国家的“民主典范”。

这些多重任务损伤了美国的能力,且没有一个完成得令人满意。相反,美国人发现自己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被中东和北非越来越多的小冲突缠身。接着,2008年发生了大萧条,在左翼和右翼两边都引起了民粹主义的反应。“茶党”(Tea Party)和“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运动最终在两个主要政党中被重新吸收,使两者之间进一步分离。2016年,在民粹主义、反建制派和反全球主义的环境中,新任领导人上台。

美国这一系列的成功、过度自信、过度扩张、失败和退缩,说明了其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外部事件是如何相互作用减少了美国的影响力。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能充分说明美国衰退的深度和持续的时间。

越南战争以颜面尽失的损失而告终,并伴随着经济冲击和石油禁运所带来的的全球经济增长减缓。在失败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之后,美国外交迅速恢复势头。虽然越战的损失证明其只是短暂拖累了美国的全球地位,但本世纪的挫败却让许多美国人质疑现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原则。

越战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许多美国人开始感觉美国的全球参与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他们也没有分享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任何成果。他们的观点并非没有根据。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提高生活水平的步伐已经放缓,有些人的步伐则完全停止,这打破了二战后三十年繁荣时期所设定的期望。

为了维持公众对建设性国际参与的支持,美国领导人必须做得更好,确保由此产生的物质利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COVID-19导致就业和经济活动下降,其规模堪比大萧条,造成美国人生命损失超过1945年以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起点。

为了重新获得国际伙伴的自愿合作,美国领导者们将需要再次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视为一体,他们将需要实践出色的治国方略,采取审慎的政策,并追求切实可行的目标。与此同时,因为持久的成就很少能在一个总统任期内得到巩固,他们还将需要证明历届政府之间政策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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