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与同化 蒙古语要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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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中国内蒙古教育厅发布新政策,要求自2020年秋季学期起,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中小学的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三门科目,要逐渐转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意即改以普通话授课。

此令一出,随即引发部分内蒙蒙古族的示威与抵制,也令网络舆论沸腾不已。即便政府事后说明,原蒙语语文课仍在,双语教育体系也将持续运转,民间依旧疑虑难消,国际也对此事多有着墨,西方媒体如此,与内蒙素有渊源的蒙古国亦然。

2020年9月15日,示威者聚集在蒙古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广场,抗议中国将蒙古语从核心科目中去除的学校课程改革。(Reuters)

9月10日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应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之邀,于9月15日来到了蒙古国,与蒙古外交部长恩赫泰旺(Nyamtseren Enkhtaivan)举行会谈。在此期间,乌兰巴托广场出现了约百余人的小型示威,参与者高呼“捍卫母语”、“王毅走开”等口号,显然意在声援内蒙的抵制运动。

然而这场示威续时不长,王毅在蒙行程也未受扰,9月16日其仍与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举行会谈;另一方面,原本罢课活动此起彼落的内蒙,如今各地到校率皆有回升之象,教材改革诱发的一系列风波,似乎正朝落幕方向行进。

蒙古语虽属小众语种,但其分布范围横跨欧亚大陆,中国、俄国与蒙古皆在其列;而正因上述三国的历史轨迹有所不同,其蒙语存续情况也自有所异。

中国外长王毅9月15日和16日对蒙古国进行两天访问,但是他访问期间,遭到了蒙古国人民的抗议。(Reuters)

中国的蒙语教学现况

回顾此次内蒙教材改革争议,根源乃是2019年12月的《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铸魂工程”推进实施方案》,中共中央意在2025年前,将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三科的统编教材普及于全国中小学,尤其是普通话授课相对薄弱区。其中新疆、西藏已分别于2017、2018年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内蒙则在今年开展,并分三年逐步实施。

究其内容,主要是将原来小学二年级起开设的《汉语》课程,替换为小学一年级起开设的国家统编《语文》课程,原初中一年级的《汉语》课程则改为国家统编《语文》课程。而为免学童吸收与衔接困难,往后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一律安排蒙汉双语教师执教,并在汉语教学基础上辅以蒙语解释。《道德与法治》和《历史》两科也改以国家统编教材授课,并安排蒙汉双语教师执教。除此之外,民族语言授课中小学的其他学科课程设置不变,使用教材不变,授课语言文字不变,蒙古语文、朝鲜语文课时亦不变。

上述改革,虽有国家强化公民认同的用意在其中,却并非如某些媒体所用的“禁绝蒙古语”、“文化灭绝”等耸动标题般夸张。此外内蒙过往的蒙语通行图景,也绝非如外界一厢情愿所想的:蒙古族意欲保存,中共则竭尽全力要摧毁。

内蒙古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最近将强化汉语授课的消息,在当地引起反响,不少蒙古族家长和学生举行示威抗议,有的拒绝送小孩入学。(微博@呼伦贝尔额尔古纳)

首先,由地域分布观之,锡林郭勒盟东乌穆沁旗(牧区)等地的蒙语通行情况较好,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半农半牧区)、等地则相对稀疏,大城则汉语通行比例较高。汉语的使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与都市化呈正比,这般现象虽体现游牧生活与蒙语的紧密连结,却也暴露了内蒙经济阶级与语言分布的相关因果。

此外,在如今的内蒙人口中,蒙汉双语使用者的比例逐年上升,这并非国家刻意打压蒙语教学计划,而是蒙古族家长在就业前途考虑下,倾向让孩子接受双语教育之果。

在蒙语通行度高的牧区,约有30.1%的人口认为孩子应用蒙古语接受教育,有54.9%的人口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另约有9%的人口认为孩子应用汉语受教育;在半农半牧区,上述三种民意的数字分别是23.6%、67.1%、11.5%;口岸城市则是22.8% 、63.6%、13.6%。上述数据既显示少数民族面对市场的生存之道,也解释了此次罢课何以未在蒙古族家长间全面引爆。

此外中国的蒙语教学尚有一特征,举世唯一,那便是保存了具有800年历史的回鹘式蒙古文书写系统,并以其作为官方蒙语教材、出版品、行政公文的正式文字。上述举措,不仅让俄国望尘莫及,蒙古国亦难与之并肩。

中国的蒙语教育以回鹘式蒙古文为郑是书写系统。(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深烙于蒙俄之上的历史伤痕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虽源于苏联,但后者在斯大林(Joseph Stalin)上台后,便成为力促少数民族斯拉夫化的国家机器。

十月革命结束时,列宁(Vladimir Lenin)曾奉国际主义之名,致力推动苏联各民族的文字拉丁化运动,蒙古国自在其中,同为蒙古部落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亦不例外。然而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亲手终结了蒙文拉丁化的进程,并自1935年起推动“泛斯拉夫化运动”,蒙文的拉丁字母也在1941年正式被西里尔字母所取代。这场改革奠定了苏联蒙古人此后的文字传统,从而导致内外蒙古在文字上成了两个世界,直至今日。

苏联解体后,境内蒙古人意欲褪下斯拉夫的文化枷锁,却难竟其功。以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的蒙古国)为例,早在1990年,其便颁布蒙古民主改革后的第一号总统令,宣告国家将于1994年彻底放弃西里尔蒙文字母,全面回归传统的回鹘式蒙文,但民间毫无动静。此后蒙古国又在2003年、2010年、2014年、2020年出台废弃西里尔字母的相关政令,但不论是以回鹘式蒙文或拉丁蒙文相替换,皆难撼动西里尔字母累积70多年的语言惯性。

2018年的乌兰巴托街头,仍是西里尔蒙文林立。(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则维持西里尔字母的书写系统,并也发生与内蒙相似现象,即双语使用比例大幅升高,且由于苏联时代俄语教育盛行,导致约有10%-20%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人认为,俄语才是自身母语;其对蒙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皆为蒙语方言),比起内蒙也相对低落:

中国有约630万蒙古族人,其中近500万人使用蒙古语,并有1/2 以上明了汉语或兼用汉语;然而以俄国的布里亚特人为例,其约有46万人口,却只有将近一半的人口能使用布里亚特语,且多为中年以上。斯拉夫化的历史伤痕,显然尚需时间恢复。

俄国的布里亚特人正在庆祝新年。(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民族国家后的民族政策

在全球高度交流、互赖的今日,弱势语言的消亡远比工业革命前迅速;而在民族国家崛起的历史趋势下,少数民族的语言存续与“国家”一角形成了微妙关系:国家需借统一的语言文字形塑集体认同,少数民族则有赖政策扶持母语生命,双方互有所望、各自妥协,以求在当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内共生。

中国此次内蒙教材改革风波,几乎被西方媒体一面倒地贴上“文化灭绝”、“种族同化”标签,似乎这是理解中国蒙语教育境况的唯一角度,但批评者几乎无人反思,为何西方少有类似争议爆发。中西之间,光是在民族政策上,立基点便有天壤之别。

中国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身分识别基础上,施行区域自治、财政补贴、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等政策,与美国等号称“大熔炉”式的民族图景本就有所不同。前者若长远实施,将固化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后者未对少数民族施以民族文化与语言教育,则长此以往,便是放任其遭强势文化吞噬。换言之,多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类似争议中独善其身,不似中国般动辄得咎,是因为早在政府介入前,市场机制便做了最残酷的淘汰。

帝国崩解后,人类行至民族国家年代,何以在多民族共处的格局下,求取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平衡,注定是人类难以回避的历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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