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乡之间:关于美国市郊的想像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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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7月特朗普撤回奥巴马时代的公平住房政策,试图争取郊区女性选票,到9月拜登批评现任总统对加州大火处理不当、借机谴责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会让大量市郊消失在森林大火之下,大选将近之时两位总统候选人纷纷在市郊问题上做文章,毫不掩饰争夺市郊地区选票的意图。毕竟,真正让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的,既不是当时美国许多左翼精英媒体所认为的“乡下人”,也非向来便是民主党囊中之物的城市选民,而恰恰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市郊派”。

美国智库尼斯卡宁中心(Niskanen Center)研究人员Will Wilkinson指出:“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越大就越倾向于民主党,人口密度越小就越倾向于共和党。”的确,从地图上看,属于乡郊的绝大多数州(如北部的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等)都由共和党掌控,而人口密度最大、被归为城市的州(如纽约州、伊利诺伊州等)则几乎都掌握在民主党手中。这就意味著真正有可能左右选情的关键州落在了处于两者之间的市郊。

与充满活力、被誉为“大熔炉”都市纽约、或是幅员辽阔的中西部乡村不同,这些所谓的市郊地带并不那么为外人所知。可实际上,市郊之于美国的重要性,是即使将其称为“市郊之国”也不为过的。美国政府2017年全国住房调查亦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生活在市郊。那么,这个介于城与乡之间的区域、以及美式市郊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理念中的市郊

从特朗普为赢取“市郊派”选民所采用的措施之中,为市郊家庭重新创造安全的环境是他“招牌”策略之一。在传统意义上,这的确正中人们对市郊生活的核心想像。在离中心城市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外,一栋栋独立式洋房构成的居民区里住着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家庭。母亲专心养育子女、操持家务,父亲则是是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每天或驱车前往中心城市工作、或是在市郊范围内上班,几个子女在大学以前则就读于社区内的学校,在一片安逸祥和的居民区里,家长放心让孩子每天自己步行或是在家门口等待搭乘黄色的校巴去学校。

正是这般对“安全稳定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使市郊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吸引大量中产阶级人口在市郊聚集。他们一方面是在当时联邦政府的住房政策、兴建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政策激励下来到市郊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想要逃离中心城市里复杂的阶级和种族构成等“危险因素”。

《新加利福尼亚》一书的作者Dan Walters曾这样形容:“‘加利福尼亚’的理论,就是‘我买了这座房子,它是我的,这就是我的小天地。’而人们买下房子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子四周筑起6尺高的围墙。”作为早期市郊发展的代表之一,加州的房地产业在当时迅速崛起,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加州、以及全国各州城市周边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市郊生活圈。

而随着市郊的快速兴起和壮大,“市郊之国”一说应运而生。1990年,美国有14个州的市郊人口占据了该州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纵使今天的郊区居民鲜少再在邻里之间竖起高高的围墙,这个以当年加州为代表的市郊生活理想至今仍然在延续。美国最受欢迎的家庭情景喜剧之一《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也几乎完全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为蓝本,讲述Dunphy一家五口在加州市郊的。

不过,这种固有观念当中市郊生活的景象,在现实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变化。

“贫民郊区”:Slumburbia

在美国乔治亚州(Georgia)的格威纳特县(Gwinnett County)——一个邻近亚特兰大市(Atlanta)的市郊,越来越多与中产阶级相去甚远的家庭在这里落户。每天下午3点多,黄色的校巴驶过几间汽车零件商店、几家卖甜甜圈和汉堡的快餐店,在一幢看上去像是破旧不堪的汽车旅馆的建筑附近停下。这栋只有三层高的鹅黄色墙面建筑立着写有“Norcross Extended Stay”(诺克罗斯长住旅馆)的招牌。附近随处可见的类似于“诺克罗斯”的汽车旅馆,如今就是不少在附近上学的孩子们的家。

除了几家快餐店,附近还有一家巴基斯坦餐厅和一个印度教寺庙。沿着孩子们的回家路,能看见瘪着轮胎、被停放在一旁的车辆,还还有堆成高高的一叠、被丢弃在一座民居之外的床垫。这个与“理想市郊生活”截然不同的景致,是如今美国市郊的另一面,人们把它称作“Slumburbia”(贫民窟slum与郊区suburbia的结合)。

随著中心城市的房价上涨,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被逼出城市,转而搬去市郊地带。这些地方的原住民、也就是二战后陆续搬来的中产阶级,由于当年建造起来的房屋渐渐残旧而搬到更远的市郊地带以创造更新、更好的生活空间,由此为普通家庭腾出了相对廉价的住房和生活空间。

然而,与城市地区不同,原本聚集着中产阶级人口的市郊缺乏中等收入的工作和职业发展机会,甚至连人们工作必需的公众交通设施都没有。为争取生存空间而来到市郊的普通民众,此时发现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相同的工作给不了他们同样的高收入。无法承担房贷的家庭只好“暂时”把家安在了旅馆里,然而,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人们赋予新的生活希望的市郊地区,反倒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贫穷陷阱。

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数据,2000至2011年间,亚特兰大市周边市郊的贫穷人口增幅达到了159%,同时期,亚特兰大市处于贫穷线以下人口数量却基本不变。这样的现象不止在亚特兰大市的市郊出现,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郊区的贫穷人口比重相对城市和乡村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当中,市郊的贫穷人口增长了51%,城市和乡村的增幅则分别只有31%和23%。

像格威纳特县一样快速兴起的市郊,不再是几乎完全由白人中产阶级占据的领地,干净的街道、由清一色的白色墙体构成的独立式洋房,经过细心修整维护的草坪——这些景象也被色彩陈旧、暗淡的汽车旅馆和低矮的公寓楼所取代。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少数族裔的居民搬入,也改变了从前以白人为主的人口构成。在2009年,格威纳特的少数族裔数量已经超过了白人人口。

除了人口构成,传统观念当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也早就被打破。从美国劳工统计局所提供的全国性数据看,1950至2020年,美国已婚女性的受雇用率从当年不到30%提升了超过20个百分点。

20世纪美国市郊孕育出的“美国梦”,以及怀着这个梦而来到市郊的形形色色的美国人,让如今的美国市郊成为了一个复杂的两面体,它仍然保留着引人向往的中产阶级生活区,却又造就了“贫民郊区”的现象。不过,即便是普通美国民众,大概仍有许多人的脑海里保留着对市郊传统的想像。而在市郊成为大选关键战场的当下,这想像与现实的落差对两位候选人而言很有可能是致命的。了解市郊如今的真实面貌、以及变化了的市郊人口和他们的诉求,是赢得市郊选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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