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苏丹之剑:土耳其会成为沙以和解的直接推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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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不久的将来很快会有五至六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类似的和解协议。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我相信他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在白宫主持完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三方和解协议签署仪式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段自夸成分居多的表态,也点出了一个颇引人注目的问题: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2020年9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二)在白宫主持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关系正常化协议的签署仪式。(AP)

与特朗普的“自夸式预测”相呼应,从利雅得方面也传来了相对利好的信号:“没有以色列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完成国家经济体系改革的艰巨任务。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是可或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着手推行的问题”。

对于逐步掌握中枢权力实际运作的王储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来说,与以色列建交似乎是某种箭在弦上之事。

2020年9月1日,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在利雅得会见到访的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推动与以色列建交一事上,王储本人态度积极。(AP)

不过,在与世仇建交这个敏感问题上,利雅得当局面临的国内民意压力仍然十分棘手。

美国知名中东政策智库波洛克(David Pollock)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沙特主流媒体在这一问题上开足马力地宣传,但目前仍然只有9%左右的沙特公民在对以关系正常化的议题上持积极态度。

可以说,沙特国内在对以关系正常化这个议题上正处于某种极为纠结的状态——即高层积极,民间抵制。

不过,安卡拉方面在中东愈发咄咄逼人的地缘扩张态势正在成为弥合上述国内分歧,并以此促进沙以和解的直接推手。

与伊朗打造的旨在构建什叶派新月地带(从两河流域直至东地中海沿岸)的“毛拉之剑”相比,土耳其这柄直指沙特核心利益的“苏丹之剑”已然成为后者眼中的“腹心之患”。相比之下,“毛拉之剑”只能退居次席,降格成为“肘腋之疾”。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利雅得决策层看来,“毛拉之剑”所追求的“什叶派少数地位”可以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笼络招安或分化瓦解之。

而“苏丹之剑”大力扶持的穆兄会势力,则是足以颠覆现行体制的一股“反贼逆流”。

其实,“十年磨一剑”——以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为核心打造的这柄,直指沙特(埃及)要害的“苏丹之剑”早在十年之前就开始酝酿。

在2011年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安卡拉方面暗中力挺着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穆兄会势力。

彼时的利雅得决策层对土耳其这种暗中力挺穆兄会的做法极为不满,在他们看来穆兄会是直接危害其国内政治稳定的“危险力量”,安卡拉方面与这一“危险力量”为伍则完全可以视为是对己方体制的公开挑衅。

于是,沙特方面首先向巴林和约旦派驻安全部队,与对象国所属的安全力量一道联合弹压了两国国内的街头运动。

随后,又与埃及军方联手推翻了在埃及执政尚不足两年的穆兄会政权,而突尼斯国内的穆兄会力量也在沙特与埃及的联手反制下日益势微。

至此,土沙之间的首轮交锋以沙特略占上风而暂时收官,初出茅庐的“苏丹之剑”似乎还欠一些火候。此后的数年时间里,双方仍然暗战不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明面冲突。

不过,在2017年,双方之间烽烟再起。

这次的交锋重点是卡塔尔,由于卡塔尔领导人的“反叛式”举动(公开示好土耳其与伊朗),沙特联合其他海合会(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对卡塔尔实施多边联动制裁。安卡拉方面则不出所料地对“冲锋陷阵”的卡塔尔进行了全力援助。

2020年9月22日,卡塔尔大埃米尔(国家元首)萨尼(Tamim bin Hamad Al Thani)在75届联大上发表视频讲话。三年前,正是他公开示好伊朗与土耳其的举动,让卡塔尔招致了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其他成员国的联合制裁。(AP)

不仅为卡塔尔运送因制裁而紧缺的日用品,甚至还以增强自身在卡塔尔军事存在的方式(比如建设土耳其的海外军事基地等)与后者全面拓展军事合作。

安卡拉方面的这一举动极大刺激了利雅得决策层的敏感神经,在他们看来这是“苏丹之剑”指向沙特腹心的明确信号,土耳其对自身的安全威胁已不止于政治层面,有形的军事威胁也已然成势。

随后,在2018年下半年发生的“卡舒吉(Jamal Kashoggi)谋杀事件”中,埃尔多安当局又利用主场优势(事件发生地为伊斯坦布尔),并通过环环相扣的精妙政治操作狠狠摆了沙特一把。

卡舒吉于2018月10月2日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后失踪,其后被证实在领馆内遇害身亡,图为卡舒吉的身前遗照。(AP)

不仅让利雅得当局在国际舆论场(尤其是欧美舆论场)上颜面扫地,甚至一度让事件的第一嫌疑方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储君地位岌岌可危。

相比之下,土耳其在该事件中“力主正义”的光辉形象则为埃尔多安当局在国际舆论场——尤其是中东舆论场上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战略红利。

而该事件的余波一直持续至今,就在2020年7月3日,伊斯坦布尔地方法院还以缺席审判的方式宣判了20名沙特方面嫌疑人的罪行,而负责起诉的土耳其检察官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沙特王储本人。

2020年7月3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地方法院再度开庭审理卡舒吉遇害案。图为卡舒吉未婚妻坚吉茲(Hatice Cengiz)在法院外接受媒体采访。(AP)

相比于“苏丹之剑”的“大义凛然”,利雅得方面的回应就显得颇为窘迫无力:他们仅仅在7月下旬,以抵制圣索菲亚改制行为的名义,强令本国贸易商杜绝与土耳其方面的贸易往来。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利雅得方面的博弈筹码愈发紧缺,而安卡拉方面的相关筹码则明显充足得多。因此,在“苏丹之剑”如芒在背的严酷压力之下,沙特国内极有可能在对以和解这一议题上弥合分歧,从而达成妥协。

毕竟唯有如此,斩断指向自身腹心的利剑才存在些许可能性。不过,考虑到沙特政治体系的相对封闭性,高层意志与社会民意达成妥协式默契显然并非易事。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有更大的可能性与“苏丹之剑”苟合——对于沙特的年轻一代来说更是如此。

“我不关心两国之间那些明争暗斗的糟心事,不过,从我自身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土耳其显然是一个远优于沙特的选择”——Muad Quasi, 一位来自利雅得的城市青年悠闲地坐在安塔利亚的咖啡馆里面带微笑地对笔者说道,彼时正值沙土两国围绕卡舒吉事件的争斗日趋白热化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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