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战争后最大收获:逼使印度服软坐上谈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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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印于边境对峙的形势仍颇严峻,但双方高层的磋商却一直未中断。尽管有舆论认为,光谈而不打形同空转,丝毫无益于解决边界问题,然而衡诸1962年中印战争的政治考虑与日后的中印关系变化,不难看出:能将原先仗恃有美国与苏联支持、声称边界不容谈判的印度给逼上谈判桌,并建置两国间的争端沟通机制,其实便是一项极大收获。

毛泽东对于尼赫鲁(左)的咄咄逼人态度,最终决定以武力还击,好逼使印度坐上谈判桌。(新华社)

如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年)等印度领导层在中印战争之前宣传“印度的边界是几个世纪以来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确定的”,以人为构建的“历史疆界论”认为印度的疆域乃浑然天成,否定其统一乃继承自英国殖民的帝国遗产。因此对中国抗议的“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印度总是认为毋须谈判,反控中国有意“侵占”印度领土。尼赫鲁甚至于1954年与中国大陆签订根本不涉及边界争议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自动加码宣称“这项协定是我们同中国和西藏关系的起点。根据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同中国的协定,应该认为这条边界是牢固的、明确的、不容任何人谈论的”。

也正因如此态度,加上印度不断派军北上,又暗中支持西藏反抗中共,迫使毛泽东于1962年10月战火爆发前指示了对印作战原则:“今天我们打仗,我看有两条,一要打胜,把尼赫鲁打到谈判桌上来,二要有理、有利、有节”、“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这也证明,将印度逼上谈判桌本就是北京制定的战略,并非纯要以武力“收复失土”。何况彼时西藏的建设与人力物力仍很贫乏,解放军的给养常得靠民工和牦牛运输,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便坦白过“在西藏养兵难啊!算费用在那里养一个兵等于内地养7个兵”,可见其后勤多么艰难。故中共为了避免再蹈朝鲜战争时因后勤不继导致战果无法扩大的覆辙,才决定见好就收。这样一来,既能避免同背后有美、苏源源不绝援助的印度大打消耗战,又可给印度留下相当程度的军事震撼,还符合“和平共处五原则”的基调,争取其余国家的好感。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面临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的敌视与封锁,邻邦若非尚处于英法等国的殖民便是靠向欧美。为打破围堵,早在1955年亚非会议时,与会的周恩来便宣布“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但不能超越现状”,坚拒以武力收回有争议的领土,以此凸显自身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而待1960年代中苏交恶后,中国的外交处境更趋艰困,故为了取得第三世界国家的信赖,中国不惜在诸多领土谈判中让步,为的就是不让“和平共处五原则”的宣示破裂。

当然,中国的底线并非无条件地忍让,只是采取武力的理由乃是为了逼迫对手和谈,好让两国能制定正式条约将共识白纸黑字地列明,从而避免日后再度滋生龃龉。所以印度虽在战败后仍旧高调地声称要以武力消灭“入侵”的中国军队,并于1961至1964年间自苏联取得1.3亿美元左右的军事援助、1964年自美国与世界银行取得10.28亿元的经济援助,但印度实已无力再打一场硬仗。

且号称“不结盟”的印度居然倒向美苏列强一边,甚至于1971年同苏联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印度共和国和平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f Peace,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与苏联形成军事同盟,这委实太伤害自身的外交形象。因此印度惊愕地发现,当美国都已开始拉拢北京之际,自己竟在对华问题上陷入孤立,敌国巴基斯坦更是在中印战争后慢慢成了中国的“巴铁”,这才不得不改弦易辙。

1969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1917─1984年)首先试探性地宣布愿意和中国举行“有意义”的会谈,副总理德赛(Morarji Ranchhodji Desai,1896─1995年)则称“如果通过和平谈判做到这一点,那就很好。否则,我们将使用武力收复这些领土”。虽然这些论调看似强硬,但与昔日坚决主张中印不存在边界争端、只肯刀戈相向的行径相比已有变化。1976年7月,印度更是放弃了要求中国得先恢复派驻大使的主张,自己先重新向北京派出已悬缺15年之久的驻华大使,而中国亦礼尚往来地于9月恢复派任驻印大使。

接着自1981年起至1987年间,中印共举行了八轮副部长级会谈。这些会谈虽未解决边界问题,但终究建立了中印保持接触的渠道与意愿,1988年英迪拉‧甘地甚至于访华时声明“边界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这实是自尼赫鲁以来的极大突破。待至中印政府于2005年签署《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时,更明确规定在“和平共处五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处理分歧”,与冷战时期的剑拔弩张已有天壤之别。而这些长期积累形成的谈判机制,便成为中印近年虽多次逼近开战边缘、但总又在关键时期各退一步以保和平的原因。

所以毛泽东才会形容对印战争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入木三分地道出中共以战逼和、军事服从于政治的远略。也因此,如要将充满敌意的对手逼迫到愿意服软磋商,终究得依赖强大的综合国力方能成事:只有充分的实力才能保持充分的稳定,再以之为充分的意志令对手不敢轻举妄动,进而才能再保障内部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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