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大乱 “东突”恐怖主义或将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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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动荡迄今仍未有收场的迹象,总统热恩别科夫(Asylbek Jeenbekov)于2020年10月12日再度下令于首都比什凯克实施新的紧急状态。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中,不免让有识之士担忧,长年活动于吉尔吉斯斯坦、包含“东突”组织在内的各股暴恐势力与极端势力将会伺机而动,再度扰乱区域各国的安全。

近二十年来,“疆独”势力发动不少暴恐事件,俱是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策划或犯案。比如1998年,“东突”组织于乌鲁木齐与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制造纵火案与爆炸案;2000年“东突”又于比什凯克绑架新疆商人与纵火,随后杀害赶赴救援的中方工作人员;2002年,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领事王建平与其司机遭两名“东突”成员枪杀;2003年一辆新疆客车于吉尔吉斯斯坦被“东伊运”恐怖份子残杀,车上21人全数罹难。

而近年最知名的,当属2016年8月中国驻吉大使馆遭汽车炸弹攻击,此案件造成三名使馆人员负伤。而凶手身分,也颇能传达吉国境内恐怖主义的跨国性与复杂性。根据吉尔吉斯斯坦的调查,负责攻击的组织乃“东伊运”,涉案成员既有吉国人,亦有持塔吉克斯坦护照、在叙利亚受训的维吾尔人哈立洛夫(Zoir Khalilov)。而“东伊运”之所以与叙利亚内战有关,是因依附在“努斯拉阵线”(Al-Nusra,现已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之下,同时又于2016年7月受到“基地组织”领导者扎瓦希里(Aiman Muhammed Rabi al-Zawahiri)教唆该对中国“加强圣战”而袭击使馆。这种绵密的支持网络,使得“疆独”势力很难完全被扑灭。

尽管吉尔吉斯斯坦自1999年起陆续颁布反恐怖主义的系列法律,又通过美军与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加大跨国反恐的力度。然而种种内外因素,都制约着吉国反恐的成效,首当其冲的便是其身为中亚“民主岛”的光环与体制。打自1991年独立以后,吉国便汲汲于移植西式民主制与经济私有化的步伐,却忽略循序渐进地改善实际问题,结果导致各种政党与非政府组织(NGO)在境内“百花齐放”,这既在人民间制造政治光谱的撕裂,又提供了暴恐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藏身茁壮的温床。

因此,除了前述的“东突”与“东伊运”组织之外,还有曾一度壮大到于吉国南部攻城略地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以及衍生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扎布特”(Hizbut-Tahrir al-Islami)、还有“爱上天堂”(Жаннат ошиклари)、“公正统治军”等各种极端组织,俱以吉尔吉斯斯坦为活动据点,在此半公开或秘密地招兵买马。吉国官方曾于2015年透露,在上半年登记在案的恐怖与极端组织有1,703个、极端份子1,847名;至于投身“伊斯兰国”的吉国人数也应有600人以上。

然而这些极端组织虽对吉尔吉斯斯坦与周边各国造成极大威胁,比什凯克政府却无力彻底剿灭,反而更注重如何争权夺利,美媒《外交家》(The Diplomat)便为此指斥过吉国情报部门的无能与政府的失职。吉国议员卡拉穆什基娜(Irina Karamushkina)亦于2015年批评称,国家议会与政府部门内部就存在一些极端组织的支持者。考虑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特性,又缺乏庞大的资金和资源打击恐怖主义,加上蔓延于中亚的宗教极端思想对底层与精英人士都有一定号召力,因此外界怀疑吉国政府默许恐怖组织在民间活动的念头,实非空穴来风。

不过这仅是暴力极端组织的数目而已,若论及打着和平旗号、但暗行“疆独”或散播恐怖主义思潮的政治团体则危害更甚。譬如号称进行“和平斗争”的疆独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以及“吉尔吉斯维吾尔团结协会”(Ittipak,Kyrgyz-Uyghur Unity Association),时常于该国煽诱各种反华集会。再加上美国国家开发署(USAID)利用“独立媒体项目”扶持所谓的“公正媒体”、还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每年以数十万美元资助“世维会”及其分支,都使“疆独”势力在吉国彷佛如鱼得水:既有宽松政治环境的保护,又有境外财源的喂养,远比在他国的处境来得优渥。

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落后,从而导致南北矛盾、部族主义、教育不普及等问题无法根绝,致使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有了滋生的空间。且吉国主要的收入来源有很大一部份来自对俄贸易与侨汇,侨汇又有97%来自俄罗斯,因此一旦俄罗斯经济波动,吉国也难幸免。由于俄罗斯近年频受欧美国家制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使得吉国侨汇在今年上半年已比去年同期减少1.49亿美元,这对侨汇占比31.5%以上的吉国来说绝非好事。再加上此次的政治动乱,经济建设保不齐更雪上加霜,如此一来将给恐怖份子更多壮大的余地。

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长期以来工业化水平较低,乌兹别克人又混居于此,使得经济矛盾与民族矛盾贯穿该地,偏生部分恐怖组织又伺机取代政府本该负起的社会责任,向当地人民提供教育、宗教与经济援助等公共服务,光是“伊扎布特”所属的清真寺在南方奥什州就有近700座,形同培育新极端份子的泵浦。因此吉尔吉斯斯坦历年抓获的恐部份子,有不少俱来自贫困又弥漫极端思想的南方地区。

此外,根据吉国2013年的统计,境内的维吾尔人共有51,389人,占比全国人口0.9%。这批维吾尔侨民中,虽有少数是在19世纪末受沙俄侵占新疆的形势下迁居至中亚,但亦有不少是在1962年“伊塔事件”期间,遭苏联怂恿叛逃至哈萨克斯坦斯坦、再被安置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员及其后裔,有一小部份因此对中国的观感颇复杂,这自然给了“东突”、“世维会”、“吉尔吉斯团结协会”等组织吸纳成员的机会。

所以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历年的“颜色革命”与这次动乱,俱未像塔吉克斯坦或阿富汗斯坦般激化为全国内战,但长期不稳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仍旧促使各种暴恐与极端团体得以窝藏与茁壮,尤其是“疆独”组织在此拥有比他国更优质的发展环境。因此吉国政局若不尽速上轨道,对其自身与周边各国的安全来说,恐迟早有燎原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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