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动三十载之后的绝地反击:土耳其缘何高调介入纳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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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卡冲突(Nagorno-Karabakh)的战火仍在持续,据最新消息,阿塞拜疆在10月14日疑似攻击了亚美尼亚的本土目标(纳卡地区之外),以报复后者在数天前对阿第二大城市甘贾(Ganja)发动的导弹攻击。

2020年10月11日,救援人员在阿塞拜疆第二大城市甘贾的废墟中执行搜救清理任务。当天,甘贾遭到亚美尼亚军方的火箭弹袭击。(AP)

战火燃烧之间,土耳其对阿塞拜疆超乎寻常的公开力挺颇为引人注目:不仅暗中授意自己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以叙利亚自由军和叙利亚民族军为主)大量驰援阿塞拜疆。而且还亲自下场向阿军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军备援助(以无人飞行器为主),并且向纳卡前线派出了一支上百人的军事顾问团。这一不同寻常之举的背后固然有两国之间“铁杆兄弟情”的支撑。

图为最新一轮纳卡冲突期间土耳其提供给阿塞拜疆的军用无人机。(微博@梁无咎)

但安卡拉方面如此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冒着与俄法这样的强权发生正面冲撞的政治风险(独联体地区处于俄罗斯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而强势介入纳卡战事,前述的“铁杆兄弟情”显然无法构成充分动机。

事实上,土耳其高调介入纳卡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日益捉襟见肘,且举步维艰的独联体地缘战略的直接反映。

换言之,正是因为系统化的地缘战略渐趋落魄无望,安卡拉方面才会选择在纳卡冲突上孤注一掷般地豪赌一把。

那么独联体地区在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显要位置?安卡拉方面苦心经营三十载的独联体战略又何以沦落至此呢?

谋动独联体:黄金岁月之下的一路凯歌

独联体地区在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中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这一地区生活着诸多与土耳其有着千丝万缕般宗教历史纽带的突厥裔族群。此外,该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也让自身能源禀赋匮乏的土耳其垂涎不已。

独联体地区的多数新生国家油气储量都十分充沛,其中里海油气田因其与土耳其本土的地缘接近性更是倍受安卡拉方面青睐。图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Baku)附近的某处油气田,照片摄于2003年10月12日。(Getty Images)

然而,自两百年前被沙俄彻底逐出欧亚腹地直至冷战结束之前,土耳其的地缘触角从未获得过染指该地区的任何战略机遇。

不过,苏联解体为土耳其再度挺进这里(除乌克兰与白罗斯之外的独联体地区)提供了新的机会窗口。

对此,安卡拉方面当然心知肚明,并迅速展开多方布局,大有在该地区进行全面地缘扩张之势。更为有利的是,土耳其在独联体地区的“东扩战略”还得到了西方阵营的暗中支持。

考虑到新生独联体国家在“主权意识”以及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敏感性,以非官方力量为先导,官方居于幕后支持协调的“土耳其独联体统战模式”便应运而生了。

在形形色色的非官方力量中,居伦运动(Hizmet)无疑是最为出彩的一支。该运动通过旗下学校提供的高质量的“土(土耳其)西结合的国际化精英教育”模式,吸引了大量所在国的精英阶层子女就学。

这样的“统战红利”当然是安卡拉当局乐见的,虽然彼时由世俗派掌握的中央政权对伊斯兰主义背景浓厚的居伦运动尚存疑虑。但出于地缘战略大局的考量,还是对居伦运动在独联体国家的经营布局取鼓励姿态,并提供了某些必要帮助。

总而言之,黄金岁月时期的土耳其“东扩战略”得益于居伦运动的积极布局经营,加之安卡拉当局的必要扶持,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成果。

不过,随着黄金窗口的逐渐关闭,土耳其的独联体地缘战略也将迎来相对彷徨往复的摇摆期。

跌宕起伏:正发党——居伦运动轴心的形成与破裂

新千年之际,有着明显保守主义色彩的正发党上台执政,安卡拉方面对居伦运动在独联体的经略活动的支持力度再次加码。

然而,这种看似助力后者继续发展的举动却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反效果。一个受外国伊斯兰主义政权力挺的非官方组织,试图在对象国传播政治伊斯兰与泛突厥主义理念。

这样的舆论形象对于长期浸润于苏联世俗主义政治洗礼的新生独联体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颇为令人担忧的信号。因此,一系列的反制行动也随即展开。

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率先发难:俄罗斯的普京(Vladimir Putin)政权采取“步步蚕食”的费边式策略,在未引发任何群体性事件或危机的前提下,逐步抽空了居伦运动在俄境内的生存根基。

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当局则采取了“一步鲸吞”的雷霆手段,直接通过签发总统令的手段,迅速关停居伦运动在乌境内的一切机构。此外,土库曼斯坦也于2011年将居伦运动旗下的所有教育机构全面国有化,并将此前长期任职的土耳其籍教职人员礼送出境。

即便如此,居伦运动在其余五国中保有的既成影响力,也足以维持土耳其“东扩战略”的有效运转(虽然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然而,自2013年底爆发的“正发党当局与居伦运动的政治恶斗”却给已然处于步履蹒跚境地的土耳其独联体地缘战略造成了釜底抽薪式的沉重打击。

发生在2016年7月15日的“7.15未遂政变”让埃尔多安当局与居伦运动彻底成为死敌,前者在国内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全力塑造后者“全民公敌”的形象。图为2016年7月20日晚,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们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反对居伦运动的集会,中间男子手持居伦本人(Fethullah Gulen)的肖像画”。(Getty Images)

这场“土耳其内战”的战火在双方的你来我往,互相加码之间,迅速溢出了土耳其境内。更有甚者,这场战火在土耳其境外都达到了令人侧目的烈度。

在埃尔多安当局的严令之下,几乎所有土耳其外交部下辖的驻外机构都将全面关停所在国的居伦学校与商业机构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居伦运动重点经营的独联体地区尤其如此。

不过,安卡拉方面如此迫不及待的“外交催促”,却触及了独联体国家最为敏感的“主权意识”红线。结果自然离安卡拉方面的期待相去甚远:除阿塞拜疆出于国家战略利益考量而通盘接受安卡拉方面的提议之外,其他四国都反应消极。

这样的情形也意味着,土耳其苦心经营三十载之久的独联体地缘战略已几近破产,安卡拉方面在该地的有效抓手仅剩下“铁杆兄弟”阿塞拜疆。

在土耳其独联体地缘战略的四面楚歌声中,只有阿塞拜疆仍然保持着与安卡拉方面的良好互动。图为2018年4月2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安卡拉总统府接见到访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Ilham Aliyev)。(Getty Images)

因此,在本轮纳卡冲突中,不甘心就此放弃独联体地区的埃尔多安当局不得不放手一搏,采取风险颇高的“直取中枢”的“上层路线”。

显然,安卡拉方面试图以与巴库高层的特殊关系为抓手,利用后者在纳卡问题上不容妥协的强硬立场,来驱使阿塞拜疆为自身“东扩战略”的“绝地反击”冲锋陷阵。

毫无疑问,如此操作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冒险之举,如果成功,则土耳其将在此后独联体的地区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失败,土耳其的地缘触角则将被彻底逐出独联体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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