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债务陷阱”成真 是西方列强最应羞赧的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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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总不时炒作中国制造“债务陷阱”给发展中国家的话题,如2020年10月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Richard Pompeo)出访斯里兰卡时渲染该说法,并形容中国投资是“掠夺者”。不过若爬梳过往,不难发现在让“债务陷阱”成真一事上,终归还是西方列强最轻车熟路。

被高筑债台所困的最典型国家,非埃及与阿根廷莫属。当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 al-Mas'ud ibn Agha,1769─1849年)统治埃及时,原本打算将埃及打造为一个向西方看齐的工业化军事强权,没料到其垄断式的经济发展政策与军事扩张触犯英国利益。英国下议院议员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年)于1837年被派往埃及考察后,便向首相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年)呼吁道“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或者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一个因其统治者无事生非而使欧洲列强总是感到担心的国家是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下去的。但如果她能和平地发展自己的农业,还是会对大家都有利的”。

奧斯曼帝國將領穆罕默德‧阿里統治埃及後,致力向蘇丹擴張與埃及的現代化。(Getty)

显然,一个雄心勃勃的君王加上企图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壮志,在大英帝国的资本罗网下压根儿不会被容许。因此当1839年英、奥、普、俄四国联军挫败穆罕默德‧阿里进军伊斯坦布尔的征伐后,英国便强迫埃及开放市场,让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商得以自由于埃及购置土地、建造工厂与操持商业,将埃及好不容易擦出的工业化火花给掐熄。接着列强再利用埃及继位者的奢华与无能,让埃及欠下愈来愈多的债务。结果是埃及的出口值虽逐年攀升,但总体财政与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每况愈下,最后导致国家的破产。

清朝末年对外借款时,往往被列强以扣除手续费、汇差等借口苛扣,最后实拿到不多,但还债时仍得还足账面金额,埃及亦没能躲过这种悲惨的情况。1873年,埃及赫迪夫伊斯梅尔(Isma'il Pasha,1830─1895年)向英国借贷3,200万英镑,岂料在扣除各种杂项费用后,到手的竟只有900万英镑!这样不平等的金融险境,纵使伊斯梅尔再有壮大埃及的伟略,也难敌西方列强的军事与经济剥削。最后在1875年320万埃镑债务即将到期的大限届临前,囊空如洗又无法再借款的伊斯梅尔,只能将手上的苏伊士运河股份悉数出售,而英国则趁机以397万埃镑的低价全行收购,就此彻底控制这条耗尽无数埃及人民性命筑就的血泪运河,也连带控制了埃及的命运。

1876年,埃及外债就高达了6,849万英镑,光是利息就占了国家收入一半以上,伊斯梅尔根本无力偿还,只能宣告破产,英、法等债权国乘机以重整财政的名义介入埃及内政,各自派员担任埃及的收入与支出总监,实质上就是负责压榨埃及的生产力以偿列强巨债。1877年,英法两国决议将埃及六成岁入都挪去还债,但实情是当年度埃及的年收入为954.3万英镑,结果竟有747.3万都遭列强截去,占比78.3%以上!

1882年英军在泰勒凯比尔之战(Battle of Tel el-Kebir)中击败打算反抗殖民势力的埃及军队后,便接管了开罗,从此开始殖民埃及的岁月。(英国国家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

而待伊斯梅尔遭罢黜、其子陶菲克(Mohamed Tewfik Pasha,1852─1892年)于1879年继位后,更在英国压力下通过《破产法》,正式允许近四分之三的税收都优先用于清偿外债,且英国官员可支领更高额的薪资。这种粗暴的掠夺,终使埃及人民于1882年爆发抗英起义,结果英军以炮轰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作为回应,正式出兵征服埃及。尽管英国声称“只要建立起维护赫迪夫统治的适当组织”后便会撤兵,但直到1956年才彻底离去。而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殖民岁月里,英国在埃及榨取了数不尽的军事与经贸利益,也埋下埃及产业结构不均衡与人民贫困的根由。

至于阿根廷,更是个受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危害甚深的国家,其在一战之前凭借丰沛的农牧资源,一度在经济总量上跃入全球前十名的行列中,颇有迈向发达国家的潜力。然而,畸形的产业结构、不稳定的政治加上英美的渗透,令阿根廷终究也沦为资本强权的附庸。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领事伍德拜恩(Woodbine Parish,1796─1882年)曾于1852年赞许英国工业实力对拉丁美洲的宰制:“正是我们本国机器的每一次改进使得制成品的价格下降……有助于给这些遥远国度的贫困阶级提供生活舒适用品,并把他们的市场永远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中”。

尽管日后美国的影响力取代了英国,但伍德拜恩的愿景并未改变,包含阿根廷在内的拉丁美洲都成了发达国家的倾销市场,且美国为了保障这利益,不时暗中扑灭当地的左翼怒火,扶持保守又反共的军政府上台,结果令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回报率起码高居33%以上,造成阿根廷必须年年借贷以应付资本流出的严重问题。然而,借来的款项又流向以美国为首的外国资本家之手,因为渠等已掌控了阿根廷境内的各种产业,导致阿根廷陷入借款愈多、发展愈滞后的恶性循环。1978年,美国官员巴尔德斯(Abelardo L. Valdez)也坦承“拉丁美洲通过国际银行和美国银行新贷到的每一美元钱中,拉丁美洲净得的只有7美分”。

1985年与1989年,美国先后提出“贝克计划”(Baker's Plan)、“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和“华盛顿共识”,倡议以降低国家干预、通货紧缩等手段,以吸引拉美国家重组债务。阿根廷遂朝着美国制定的方向,大力推动经济自由化,结果致使货物与服务进口于1994年激增,占比超过GDP总量的11%以上,而1990年不过才5%;至于出口则从1989年的占比13%跌至1994年的8%,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则高达99.74亿美元。

2020年4月阿根廷再度爆发债务危机,群众举着拒偿外债与控诉资本家欺诈的标语示威。(AP)

尽管阿根廷的税收增加,但这种大规模私有化的短期收益,终究没法改变扭曲的经济结构,也停止不了继续借贷的命运。2000年,阿根廷GDP中的3.3%资本收益起码都流入美国,最后终在2001年爆发金融危机,货币至少贬值60%,差点还不起超过1,200亿美元的高额外债。而今,阿根廷仍不时传出濒临外债违约的噩耗,只能继续俯首听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美国以“重整债务”为由、所下达的一连串干预内政的“建议”。而荷包从未损失过的,则属阿根廷境内的少数寡头与控制大部分产业的境外资本,大多数人民则只能忍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剥削、以及遭美国与右派连手斲伤过的政治形势。

因此一旦欧美打算热议所谓的“债务陷阱”、抨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时,不妨问问埃及、阿根廷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信渠等必有数不清的血泪和苦水要倾吐,字字句句皆记录着列强曾是如何地“慷慨解囊”,令他们陷入今日境地难以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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