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日缔结准军事同盟 种族情结与霸权意识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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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7日澳大利亚与日本宣布签署《互惠准入协议》(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允许双方军队于彼此领土上互访与联合训练,此举被外界解读为澳日已达成“准军事同盟”,以配合美国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部分人难以理解,在二战时期曾遭日军轰炸多次、又总是依赖美国保护的澳大利亚,何以如今与日本益发亲密?但说穿了,这终归缘于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情节与渴望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的意识作祟。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左)于2020年11月17日访问日本,并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签署相当成准军事同盟关系的《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令双方军队可互访彼此领土与联合训练。(AP)

种族主义始终贯穿着澳大利亚的历史,在独立前便有十分高涨的排外民粹。且由于澳大利亚僻处南太平洋,与亚洲相对更近,故为了防堵有色人种移民以保持同母国的“纯洁”连结,其“白澳”情结遂表现得远比其余英国殖民地更激烈,甚至喊出非白人移民“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工作勤奋的华人由此往往成为遭迫害的对象。

譬如在调查痲疯病疫情时,澳大利亚医师指责当地痲疯病全由中国移民传播入境,并诬指华人更易感染痲疯;白人矿工淘金所获不多时,便迁怒细心翻找旧矿坑的华人是“废矿翻寻者”(Fossicker),殴打、驱赶与抢掠华工,1855年维多利亚州议会金矿情况调查委员会甚至在忽略华人证词的情况下,做出“中国人满足于通过最粗糙的采矿方式获取最细小的收获。在反复淘洗旧矿坑时,他们用起水来大手大脚,毫不考虑会不会浪费,甚至无视那些保护起来用于引用的水源”,附和白人矿工指责华工破坏水源的说词。

结果在节节高升的排华民粹下,澳大利亚各邦相继通过限制华人移民的法令,维多利亚州甚至于1857年向12岁以上的华人开征每月1英镑的居留税!澳洲白人亦相继成立反华组织与抢劫杀害华人,逼使大量华人离境。但讽刺的是,新南威尔士州总理帕克斯(Henry Parkes,1815─1896年)竟还声称“我不由得不认为,中国政府支持了目前的中国人进入(澳大利亚)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组建中国的殖民地”

1888年的《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亦鼓吹称“中国可能派遣军舰来澳洲并令陆战队在澳洲北部登陆”。但真相是彼时的清朝内忧外患不断,不仅大量领土被割让给英俄列强,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遭到重创,甫成立的北洋舰队还显不出战力,更无力鼓动和保护华人移民,哪有可能向远处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派出一兵一卒?因此澳大利亚的排华发言,无非昧于事实又给“白澳政策”加油添柴。

澳大利亚华人矿工细心地淘洗废弃矿坑中的黄金矿砂,从而累积起财富,但此举反而被不肯勤奋淘选的白人矿工抹黑为破坏水源,并爆发多起殴打驱赶华工的种族暴力事件。(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第二任澳大利亚总理迪金(Alfred Deakin,1856─1919年)曾扬言“种族的单一对澳大利亚人是绝对必要的”,加上1949年“红色中国”的成立,令本来就厌恶有色人种的澳大利亚,更多了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差异的借口防堵华人。在“白澳政策”的旗帜下,澳大利亚相继开放了来自北欧、南欧与东欧的移民,但就是不愿正式废除针对亚裔移民的限制。

直到为了缓解劳力稀缺与英联邦特惠制优势不再的危机,澳大利亚才开始正视亚洲邻国,注重对渠等的出口,也从而于1957年允许具有临时入境许可又已居住15年以上者可归化成公民,翌年再废除针对非欧裔移民的语文听写测验。接着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年)访华的冲击下,澳大利亚不得不谋求调整对华关系,最后于1972年承认北京并废除“白澳政策”,翌年再重申移民标准乃“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包容多元种族与文化乃当今主流,但部分澳大利亚白人的优越感仍未消除,尤其在外交追随美国、经济却依赖中国的形势下,种族主义极容易再度成为澳大利亚人面对这种矛盾的工具。故2017年澳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Bligh Turnbull)刻意以中文喊出“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接着又于2018年通过被外界认为旨在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法》修正案(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和《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这无不是拒绝以理性心态认识中国崛起的展现,既配合欧美渲染了“中国威胁论”,亦让内部华裔人心惶惶。

前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曾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指责中国在南海军事扩张与干预澳大利亚内政,造成在澳华裔人心惶惶,也败坏了中澳关系。(新华社)

至于想成为地区霸权的战略焦虑,亦推升澳大利亚加入围堵中国的行列。澳前外长埃文斯(Gareth Evan)曾形容澳大利亚称“虽然不是强国,甚至也不是主要大国……但也不是什么小国或无关紧要的国家,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中等强国”,凸显跃入强权的渴望──即便不是主要大国也行。因此二战以降,澳大利亚便把同美国结盟与发起地方组织,作为扩充影响力的两大途径。

比如澳大利亚从1947年率先组织南太平洋委员会(South Pacific Commission,1998年改组为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1989年澳总理霍克(Robert James Lee Hawke,1929─2019年)又提倡发起“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成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嚆矢;1995年,澳大利亚又主动表态要加入南非与印度发想的环印度洋联盟,结果于1997年如愿。而当2003年澳大利亚派军干预所罗门与2006年主持东帝汶维和之后,澳大利亚人更是群情欢动,自认已是一方之霸,有能力也有责任“保护”当地的秩序。

至于紧随美国,更是被澳认定为彰显“强国”地位的必要策略,故无论朝鲜战争、越战、轰炸南斯拉夫联盟与侵略伊拉克,澳大利亚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1999年澳总理霍华德(John Winston Howard)还说出要扮演美国在亚太区域“副警长”的角色,这既承认了美国霸权的正确,同时也把自己同美国利益相捆。而当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于2003年访澳时,赞许称“澳大利亚已经不是这个地区的‘副警长’,现在应该把‘副’去掉,这是有很大区别的”,更让澳大利亚的自信感激增,也让霍华德强调“澳大利亚地区和全球作用的发挥需要依赖于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故当美国不断加剧与中国的矛盾时,澳大利亚自然当仁不让地跳出来发挥“警长”功能。尽管日本与中国都是亚洲国家,但与美国签有《美日安保条约》的日本具有同澳大利亚类似的战略假想敌,因此澳大利亚愿意将种族主义与地缘焦虑全投射至中国身上。只是为了拉拢日本,澳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于2014年竟曾向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声称“钦佩他们(二战日军)的技能和荣誉感”,连前澳外交官克拉克(Gregory Clark)都不禁批评“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亚洲怪诞的一对”,凸显澳日同盟的荒谬。

再说,在去殖民化的潮流与第三世界崛起的势头中,澳大利亚却仍希冀用19世纪与冷战时期的对抗心态,打算以拉帮结派的方式阻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建设或以此为打造霸权形象的垫脚石,这岂能符合全球人民的和平心愿?何况澳大利亚的人口、经济体量与工业能力俱不算优越,又能承受得了多少军事对抗的风险?因此澳大利亚若执意要在维护霸权的歪路上,走得比美国还要更激进,那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眼里,注定博不到多少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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