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认知陷入“幻灭” 拜登无法逆转中美心理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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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总务管理局已确定拜登赢得大选。(Reuters)

北京时间11月24日,美国联邦总务管理局(GSA)确定拜登(Joe Biden)是本次美国大选“明显的赢家”。该局已致信拜登,允许其正式开始过渡进程,并将为政府过渡提供资源。拜登则已经公布了新政府第一批内阁名单。拜登上任后,将对陷入“新冷战”的中美关系做出怎样的调整,无疑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分为上下两篇探讨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本篇为上篇。

下篇:拜登开启中美过渡期 北京该如何开展战略试探

“排干沼泽”,是仍未放弃扭转大选败局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专属政治词汇。四年前他刚上台时向自己的支持者承诺要“排干华盛顿的政治沼泽”,意即清除那里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影响,清除政治腐败,打破建制派构筑的层层政治壁垒。

四年过去了,特朗普没能兑现这一承诺,自己反被“华盛顿政治沼泽”吞没。其谋求连任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建制派反扑的结果,同时,特朗普任内各种反常规、反专业、逆全球化的操作,对内加剧政治极化,对外制造大国对立、清退国际责任、破坏全球规则,也将战后国际秩序带入“沼泽”,并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二战后罕有的反噬。

即将走入拜登(Joe Biden)时期的美国将以“治愈”、“回调”为今后两年的主题词。拜登政府将从疫情应对、经济、社会、移民、能源等领域以及国际多边议题方面全面清算特朗普的政策,力求实现“弥合美国国内创伤”和“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竞选承诺。

然而,美国国内的鸿沟是深刻的。民主党推崇的多元自由主义价值观和高税率、大政府、强监管、高福利治理模式,与共和党主张的盎格鲁-撒克逊基本价值观及低税率、小政府、轻监管治理模式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已经可以上升到阶级矛盾的高度。拜登政府不可能用四年时间达到目标,四年之后必遭共和党巨大反扑。

特朗普谋连任的努力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仍赢得超预期的广泛民众支持,显示美国的保守化趋势已经固化,将主导今后二三十年的社会思潮,并对国家政策和对外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还未上任,就已镀上了一层“进步主义”色彩,至少经济上是部分民族主义的,外交上是相当机会主义的。而共和党在此次大选中有望保住参院控制权并扩大众院议席,将有能力对拜登施政构成明显制衡,捍卫“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奥巴马(Barack Obama)中后期开启的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在特朗普任内以激进方式推进,拜登政府将予修正,主要是修复盟友关系,重返国际机制,重振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全球议程。

但拜登政府也将部分顺承“特朗普遗产”:

一是全球战略目标向大国竞争的聚拢;

二是全球战略部署重心向印太地区的倾斜;

三是为应对“中国战略威胁”而进行的作战概念创新和技战术调整、武器装备优化;

四是对美日印澳“价值观同盟”的发展和利用。

所有这些,与特朗普时期不会有太大区别,将表现出较强延续性,还会吸收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部分思维和成果——包括对美日双边同盟的特别倚重,从而形成拜登政府自己的战略。

点击大图观看拜登上台后在内外政策方面与特朗普的相同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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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四年,在“美国优先”旗号下大肆推进攻击性现实主义外交,给中美关系造成巨大损害。由于美方不断升级和扩大挑衅,中方不得不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两国关系陷入“行动-反应-再行动”的恶性循环,日益逼近“修昔底德陷阱”。

当战略竞争取代互惠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当主导国和崛起国在现行多边机制内的相互否决与排斥取代建设性协调成为全球体系的一大主要现象,当美国的禁用华为5G、TikTok等事件发出科技、经贸乃至系统性脱钩的恶劣信号,当南海军事对峙常态化,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开始转向“战略清晰”,当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回归乃至“文明之争”都成为中美矛盾的潜台词,中美关系的质变已经完成,“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比科技、经贸脱钩更危险的,是心理脱钩。经过几年折腾,维系中美长期合作关系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面对两国关系的高度不确定性,摆脱对对方供应链的过度依赖,搭建风险备份,在两国国内成为从政界高层到企业界的普遍共识。同一全球体系内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赢的意识似乎不再是经营中美关系的主流思维。

美国应对疫情的失败、族裔冲突的迭起、党派对立的加剧、选举政治的混乱,以及在国际上的不负责任,彻底颠覆了美国长期以来在中国民众当中的道德和制度形象,中国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威胁”形象则反向升至冷战后的最高点,对通过接触交融改变中国的挫败感主导了美国知识阶层的对华判断。

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双双陷入“幻灭”,这种“幻灭”成为影响两国对对方决策的主导性因素之一。

拜登上任后,将优先处理美国国内疫情,对外则是缓和国际关系,重返全球议程。这将为中美关系的趋稳和改善提供一个“时间窗口”。但特朗普时期造成的损害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消弭的,因为这背后并非只受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驱动,更有强大的跨党派共识基础,这种共识认定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来自中国,要求政府——无论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和有效的手段加以应对,而中美结构性矛盾在过去几年的关键期内已从局部性发展到全领域,白宫和国会各种反华遏华政策措施和法规议案的“杠杆”加得很高,破坏力大为增强,可控性显著减小。

即将进入又一个新阶段的中美关系,挑战仍远大于机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恢复稳定,进而在业已确定的强国战略竞争格局中,通过理智的互动,找寻一个有目标、有底线、有规则、有边界的共处范式,争取把这场大博弈从激烈摩擦的第一阶段,导入政策协调与勾兑的第二阶段。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篇:拜登开启中美过渡期 北京该如何开展战略试探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中美聚焦”,原标题《中美之间需要一场“排干沼泽”行动》,作者安刚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世界知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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