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国会大火 烧出危地马拉什么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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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危地马拉首都爆发大规模动乱,催泪瓦斯弥漫街头,示威群众与镇暴警察就地互搏,国会建筑则遭人攻入纵火。喧闹声中,控诉总统贾马太(Alejandro Giammattei)的口号此起彼落、不绝于耳,遍地碎玻璃倒映阵阵浓烟,烟中隐约浮动着骚乱根源:一份难孚众望的国会预算案。

11月18日,危地马拉国会通过2021年度预算,在振兴经济与对抗疫情的考虑下,政府大举规划基础建设项目,预算金额高达997亿格查尔(约合129亿美元),打破该国历史纪录。但正如财富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人民之所以对这份超高预算案怨声载道,个中关键,便是金额的权重与配置。

危地马拉警员抬走示威者。(Reuters)

细究预算案内容,政府虽为应对疫情冲击经济,增加了基础建设预算,却未能大手一挥凭空生财,以致辉煌数据下,尽是剜肉补疮的悲凉与无奈。在129亿美元的预算金额中,有高达三分之一须靠债务融资造就;医疗、教育、福利与司法预算更被迫“牺牲小我”,以成全国家扶持基础建设的决心。

对贫富差距极大的危地马拉而言,其本就苦于高贫困率与阶级不平等,新冠疫情肆虐后,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底层人民急需失业津贴与生活补贴,却发现政府反将相关经费用于基础建设,远水救不了近火,自会心生愤懑;此外,危地马拉贪腐严重,政坛更屡以“反腐”之名相互攻讦,本在民间乏人问津的预算案,也在政治斗争需要下,被反对派标举为“图利私人财团”的腐败产物,成了激发动乱的火种之一。

11月21日,危地马拉示威者将前国会议长梅耶尔(Eduardo Meyer)的肖像拆下来抛出窗外,并纵火焚烧国会大楼。(AP)

耀眼数据下的贫富差距

自1996年结束36载内战以来,危地马拉便持续与旧有伤痕斗争。在经济场域中,危地马拉政府招揽外资,并于2006年签订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CAFTA-DR),不仅令景气渐次回暖,也与巴拿马、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中美洲诸国拉开距离,成为相关经济数据的领头羊。自2015年以来,危地马拉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皆在3.5%以上,失业率更是全拉美最低,同巴西高居首位的12.2%相比,危地马拉仅有2.5%,与瑞士数据相同。

然而尽管数据璀璨,贫富差距始终深埋危地马拉社会核心,宛如涌动的火山岩脉,伴随国家发展而喷炸。在危地马拉,人口占比2.5%的农业精英控制全国65%的土地,某些农村居民以体制外的家庭农业维生,诸多剩余劳力由此涌入首都危地马拉市、安提瓜(Antigua)、塞拉(Xela)等大城,却反而更陷贫困境地。根据统计,有高达75%的危地马拉都市人口身处贫困状态,更有70%的国民以摆摊等非正式工作维生,成为失业率统计难以触及的沉默多数。

危地马拉市,示威女子沿途燃起绿色烟雾。(AP)

此外,由于危地马拉政府长年收支不良,国家的公共服务自也难覆全境,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在教育体系内,政府仅提供6年的小学义务教育,中学教育自然成了农村与贫困人口的奢侈品,根据统计,危地马拉学童的平均受教年限仅有5.7年,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更只有74.5%,落居中美洲之末;而在粮食安全上,危地马拉的慢性营养不良率高居拉美之冠。在家户调查中,仅有40%的家庭粮食安全无虞,全国更有47%的5岁以下儿童受慢性营养不良侵袭。

上述境况,在新冠疫情肆虐后,只能更为惨烈。首先,受封锁等防疫政策影响,消费需求大规模下降,收入与供应链因而同陷瓶颈,微型企业(micro-enterprises)金流枯竭、岌岌可危,穿梭其间的弱势劳动力、女性、自雇人士、临时工也将被迫失业,生计受损。

此外,自独立以来,危地马拉经济便与美国紧密挂钩。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在其112亿美元出口额中,有高达34%由美国独揽,品项主要是水果、针织服装、咖啡、茶与香料等,其与在美工作的境外侨民汇款,同为危地马拉外汇收入两大支柱。然而今年美国经济亦受新冠疫情冲击,本就煎熬的危地马拉自然更受折磨。

伴随疫情蔓延,危地马拉如今已有近12万例确诊,4,107例死亡,经济失血则生发在无声的每一瞬。曾经,在疫情与工作的岔道上,底层人民选择了后者;然而萧条与封锁过后,其只能被迫回返农村,抑或承受失业的进一步苦痛。此次的街头骚乱,便是经济近乎崩塌的愤怒展演。

危地马拉示威者指骂防暴警员。(Reuters)

碎片化的腐败政治

然而尽管生活难过,要将民意之火化作实际动员,往往还需政治力烘托导引,危地马拉的碎片化的腐败政治便恰好提供了最佳环境。而会有这般条件,则与其内战过往息息相关。

1944年起,危地马拉左翼政党胜选上台。然而时值冷战背景,美国无法容许后花园出现一丝赤化可能,遂策动该国军事强人政变夺权,最终直接导致危地马拉在1960年爆发内战。这场血腥人祸持续36年之久,夺去20余万条性命,期间美国不仅持续支持政府军,更默许其对当地玛雅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式屠戮,危地马拉原有的民主选举亦遭捣毁,权力山头也随游击队的涌现而日趋碎片化。

1996年,内战停火,危地马拉经济百废待举,帮派暴力与毒品贸易成了家常便饭,军政府虽左翼叛军虽在民主体制下,重回政党化路线,却终究败在治理难题前,炒作民粹因此成了各方攫取权力的最快快捷方式,政治精英们并不以政见取胜,而是端看个人特色与派系结盟度,政党则成了政治明星个人的助选机器,成立与解散皆在弹指之间,经济寡头更借政治献金大规模干政,致使朝野腐败盛行。

危地马拉示威者将催泪弹踢回警察方向。(AP)

自1999年起,危地马拉便不再有单一政党获得国会绝对多数,“反腐”则成了所有总统候选人的主要口号之一,却也几乎所有总统皆为此身败名裂、锒铛入狱。人民对传统精英心灰意冷,遂在2016年选出喜剧演员出身的莫拉莱斯(Jimmy Morales),但前者依旧难逃腐败魔咒的网罗。如今的贾马太是否借预算案图利财团尚未可知,但国家腐败根深蒂固,人民早在风声鹤唳中狂奔多时,自是一闻消息,草木皆兵。

情势渐次失控下,政坛各方蠢蠢欲动,例如副总统卡斯蒂略(Guillermo Castillo Reyes)便开始了与总统贾马太的“政治脱勾”,既对外宣布“我已致信总统,盼其能以国家为重,与我一同辞职”,更公开表示“我与总统关系本就不好”。种种荒诞展演,最终结束在11月23日的一锤定音中:国会宣布中止预算批准流程,全案将于修改完毕后再次表决,街头骚乱也逐渐退去。

然而动荡虽过,困境仍在。危地马拉政经结构短期难易,在疫情刺激下,类似冲突注定要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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