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路农民大军开赴新德里 莫迪有何妥协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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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月1日,从11月26日开始的“向德里进军”(Dilli Chalo)农民运动还在继续。这场旨在要求印度政府废止9月下旬通过的三项农业法的运动正逐渐走向高潮。

超过三十万农民在拖拉机等车辆的配合下,在新德里从北至南的9处要道扎营抗议,其中5处要道或已被农民控制。目前,新德里市内失业工人以及达利特团体“毗摩军”(Bhim Army)等组织已宣布加入示威。

图为12月1日后农民示威者冲击入城的重点地区,其中号称哈里亚纳门户的巴哈杜尔加尔以及诺伊达工业地带为两处重点区域。农民示威者在两城靠近新德里的5处关口与军警展开激烈对峙。最北侧为辛胡(Singhu,音译)关口。下文图集有详述。(谷歌地图截图)

对还在“圣地”瓦拉纳西庆祝“众神之光节”(Dev Deepawali)的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来说,莫迪和印度人民党(BJP)当局要怎样做,才能劝退这数十万之众呢?

重压之下的首都

到12月,“向德里进军”运动的不断升级已超乎了外界想象。从11月26日开始,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农民,顶着哈里亚纳等邦警察的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在翻越层层封锁线之后,抵达德里边界。开着拖拉机的农民在抵达德里边界检查站之后,还设法停车筑垒,阻断交通,进而静坐扎营。随着各地农民源源不断地前往,新德里也在一周间遭遇严重交通堵塞。

“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 Kisan Morcha)、“全印度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AIKSCC)等五百多个农民组织原计划率民众前往新德里市内罗摩力拉广场(Ramlila Maidan)、曼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等重要场所请愿,但新德里警方拒绝了该方案,转而建议农民团体前往较为僻静的布拉里区扎营,这一建议遭到了示威者的拒绝,双方也继续僵持。

辛胡(Singhu,音译)关口是此次印度农民示威突破封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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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示威农民已经从各个方向瘫痪了前往新德里的几条高速公路,譬如在哈里亚纳邦通往北德里的索尼帕特(Sonipat),贯穿当地的44号公路塞满了农民的农用车和拖拉机,索尼帕特以南前往德里的多处检查站,也成为农民和军警斗智斗勇的战场。

对莫迪当局来说,如何处置此次风波已成为一大棘手难题。

一方面,印度军警仍试图以暴力手段维持秩序,其中印度内政部麾下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中央工业安全部队(CISF)等武装就从11月27日后,于哈里亚纳邦设置混合封锁线及路障,并在包括提克里(Tikri,在新德里以西)、古尔冈(Gurugram,在新德里西南)等地设防,以水炮及催泪弹轰击闯关人群。

在手持大棒,配合水炮和催泪弹的军警面前,三十万农民大军的实际战斗力是有限的,但莫迪当局终究不敢对其票仓痛下杀手。(路透社)

此外,新德里警方还试图把市内多处体育场馆改造成为临时监狱,用以容纳此前被抓捕的720名示威者。

但另一方面,莫迪及BJP当局面对示威者多为信奉印度教的普通农民的现状,也不敢妄下杀手。对于对于视农民为基本盘、视印度教信仰为国族认同的BJP当局来说,他必须要响应普通农民在水、旱、蝗、疫四灾影响下偏逢谷贱伤农的困境,必须要继续扮演其“能顶住压力,继续实施救济”的正面角色。

也就在11月30日,还有BJP高层人士在接受印度《印刷报》(the Print)采访时确认,称莫迪当局不会再次以强推《公民身份修正案》(CAA)引发全境骚乱的方式来应对此案。此前,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间只在印度各大城市爆发的CAA骚乱即导致3,000人被逮,175人伤,至少65人死,加之新德里方面也知道数十万农民有组织集中后爆发的能量恐远超少数青年学生,这就让莫迪当局需要放低姿态,加以怀柔。

2019年12月到2020年3月间的CAA骚乱是印度军警展示武功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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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僵持与妥协之间

于是,在12月1日,当莫迪还未返回新德里时,包括农业部长托马尔(Narendra Tomar)、党主席纳达(Jagat Prakash Nadda)、内政部长沙阿(Amit Shah)及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在经过两次会议后,即决定提前派辛格于1日晚些时候与农民代表见面并对话。他们指示新德里警方面对示威者应“克制”,新德里高层还以天气转冷、疫情加重为由,规劝示威者早早返回。

不过,这种态度对于新德里四周的数十万示威者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新德里电视台等媒体已在采访示威者时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大都知晓前往新德里可能会染疫病死,但他们更希望新德里当局能废止三项农业法,其中一些示威者甚至带足了“支撑6个月的口粮”,表示要坚持到底。

在“民不畏死”的客观环境下,莫迪当局就需要在治理层面上多做一些事情。

面对军警释放的催泪瓦斯,经验丰富的示威农民已经拉开了距离。事实上,哈里亚纳邦等地的农民已有丰富的示威经验。(路透社)

按莫迪当局的计划,他在9月下旬推行的《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2020农民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订法案》三项农业法本是有实际意义的,它们可以推动农业补贴改革,借农业产业化增加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进而给效率更高的大资本、大财阀入场做好准备。

遗憾的是,由于印度小农群体生产水平普遍偏弱,在大资本面前议价能力有限,这才使得印度农民在反对党团支持下,拒绝资本势力入场,并要求当局明确规定“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到11月,随着印度当局制定的春、秋季作物价格远低于各地预期,这使得从6月开始的小规模民变逐渐演变成全国性质的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迪在11月30日于瓦拉纳西就农民示威的讲话可能无法解决当前的任何问题。莫迪一再强调此次风波是“反对党误导农民”、“反对派散布谎言谣言”所致,还强调其麾下农业机构确定了“比加权平均生产成本高50%”的MSP新标准,但莫迪当局并未解释其“加权平均生产成本”的计算标准到底是什么。加之莫迪还特别强调“引入了新的农业法律,以使农民受益”,这使得示威者和新德里当局之间的矛盾短时间内恐难调和。

不过,考虑到参与示威的数十万印度农民的诉求并非抗命或造反,很多人是戴着写有“Jai Jawan Jai Kisan”(士兵万岁,农民万岁)这一爱国口号的纸筒帽子,打着印度国旗走上街头,只是希望新德里当局能在灾荒之年给予一些实际帮助,这就让莫迪与示威者之间存在另一种和解的可能。

莫迪固然在排灯节和此后的众神之光节期间出尽风头,但他的表现已经让新德里的观察家们有些失望了。(Twitter@Narendra Modi)

如若莫迪能继续调拨其为1.2亿耕地不足两公顷的小农每年发放6,000卢比(约合87美元)的“PM Kisan”补贴,进而有效调动其“PM Care”基金用于新冠赈灾,并切实落实其贫民粮食配给方案,或许,此次声势浩大的风波便有望呈现一点平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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