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应许之地:奥巴马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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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回忆录中道出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旅程,其中私人细节引人瞩目。(商业周刊)

自1970年代晚期,邓小平实质放弃毛泽东的马列主义路线,采行出口导向的国家管理型资本主义以来,已成为史上发展最快速及促使最多人脱贫的国家。中国曾经只是外国公司利用其源源不绝的低薪劳工获利的低端制造与组装中心,如今则以最优秀的工程师与世界级的先进科技公司为荣。

中国凭借巨额贸易顺差在各大洲成为主要投资国,上海与广州等耀眼的城市发展为金融中心,消费大众生机勃勃。鉴于其经济成长率与经济规模,各方预料中国国内生产毛额有朝一日将超越美国,再加上中国军力强大、具备技能的劳动人口有增无已、政府精明且务实,又有富凝聚力的五千年文化,很明显可以看出,中国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在世界舞台的优越地位。

然而,观察中国代表团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运作后,我确信中国仍需数十年时间才可能挑战美国的地位,而且此事若果真发生,最有可能是美国犯下一些战略错误所致。据各方指出,年过六十五岁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并非特别强势的领导人,他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那样分享权力。我很难形容他是什么样的人,但他有一头亮黑色的头发,似乎中国的领导人年老后少有人发色变得灰白。

在峰会期间的会外会上,胡锦涛始终依照预先准备的谈话重点发言,除了鼓励双方持续咨商与共创“双赢”的合作关系外,并无明确计划。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戴眼镜、并不高大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当前的危机有深刻的掌握,而且他发言时不需要看稿。他推动的中国振兴经济包裹方案,规模与美国〈复苏法案〉不相上下,这可能是我在伦敦峰会所获知最好的消息。即使如此,中国当时并不急着接掌世界秩序,且视之为没必要的头痛问题。温家宝那时对于如何处理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而且从中国的立场来说,美国有义务想办法化解这场危机。

2010年9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新华社)

中方始终在我任内参与的国际会议上表明这样的立场。这使我明白即使是对美国的世界角色多有怨言的国家,也仰赖美国维系既有体系于不坠。对于国际事务,比如说派遣部队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提供现金与后勤支援救助饥荒地区,各国不同程度上具有投入的意愿,诸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甚至经常挑战自身极限。

除此之外,少有国家会觉得有义务去做无关自身利益的事情。那些与美国同样坚持个人自由、法治、财产权、司法独立、政府应负责且须有所作为等原则(自由市场体系的础石)的国家,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与政治分量,也欠缺在全球促进这些原则所需的大批外交与各项政策专家。

我们到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似乎是吃了禁药版本的新加坡。上海看起来正如传闻中的形象,是拥有两千万居民的现代大都会,高楼林立,每寸土地都充满了商业、车流与建筑起重机的喧嚣。黄浦江上,巨大的轮船和驳船装载着运往全球市场的货物,在江面来来去去。熙熙攘攘的人群沿着宽阔的滨江大道漫步,不时停下脚步欣赏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未来风摩天大楼,夜晚华灯如同拉斯维加斯大道般明亮。

在一座华丽的宴会厅内,上海市市长韩正(共产党后起之秀,身着剪裁得宜的西装,谈吐风趣老练,不知为何让我想起了马汀〔Dean Martin〕)替我们代表团与美中企业界大老准备了丰盛午宴,净是珍馐佳肴与搭配的酒款,简直媲美在丽思饭店举行的高级婚礼。一直担任我贴身随行的雷吉印象最深的是,在场服务生全部是身着飘逸白色礼服的年轻女性,个个都像伸展台模特儿般纤细高挑。

他边摇头边说:“谁料得到共产党员长这个样子。”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与炫富之间的矛盾,并未出现于我当天与数百名大学生面对面的市民大会上。中国当局对我惯性脱稿的风格十分警惕,精心挑选了上海顶尖大学学生参与——尽管他们彬彬有礼、热情洋溢,提问却缺乏其他国家学子打破沙锅与桀骜不恭的精神(“那您会采取什么措施加深中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最尖锐的问题不过尔尔)。我不晓得是共产党官员事先过滤所有问题,还是大学生深知不能说错话以免惹上麻烦。

市民大会结束前我与部分学生握手聊天,从中得到一项结论:他们热忱的爱国心至少不全都是装模作样。这些孩子年纪还太小,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恐怖,也没有目睹过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学校内没有教过这段历史,我猜他们的父母也避而不谈。若部分学生不满中国政府封锁网站,很可能无法具体感受到国家机器的打压,这对他们人生经验之遥远,好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之于中产阶级郊区的白人孩子。他们活到现在,中国体制让自己与家人的生活不断改善,而欧美民主国家似乎原地踏步,充斥公民社会的杂音与低落的经济效率,至少远看确实如此。

我们很容易以为,这些学生的态度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若非因为中国经济成长放缓重挫其物质欲望,就是因为经济上安全无虞后会开始想要GDP无法衡量的事物。但这点难以保证。实际上,中国经济崛起让其招牌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年轻人眼中,可以合理取代欧美自由主义,不仅上海的年轻人如此认为,许多开发中国家的年轻人也抱持此种看法。他们最终愿意拥抱的愿景,有助于决定下世纪的地缘政治;我离开市民大会时,意识到想赢得新世代年轻人的支持,取决于我是否有能力证明,美国以人权为基础的多元民主制度,仍能实践更加美好的生活。

北京并不像上海那样浮华,不过从机场出发后,我们开车经过了似乎连绵二十英里的新建高楼大厦,仿佛一夜之间盖好了十座曼哈顿。我们一抵达市中心,商业区与住宅区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大楼与宏伟纪念碑。一如往常,我与胡锦涛主席的会晤是令人昏昏欲睡。无论主题为何,他老爱从厚厚一叠讲稿中朗读出来,不时停下来等口译员翻译成英语,而且似乎都是事先译好,不知为何往往比原话说得更久。

2011年1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白宫召开记者招待会。(AFP)

轮到我发言时,他就会翻阅手边文件,查找幕僚准备好的回答。我设法利用个人小故事或偶尔的说笑打破单调乏味的气氛(我一得知廊柱环列的雄伟人民大会堂仅花不到一年建成,便故意打趣地对他说:“快把承包商的名字给我”),却往往只见他一脸茫然。我不止一次想提议,我们不妨交换文件有空再读就好,以免浪费双方的时间。

尽管如此,我与胡锦涛的会晤仍让我有机会就美国优先事务,列出明确的目标:管控经济危机与北朝鲜核计划、务必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以及推动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有关最后一项,我以中国自身利益来说理,提醒若不采取实质外交行动,我们或以色列便可能不得不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这会对中国的石油供给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一如所料,胡主席在制裁问题上不置可否,但从他肢体语言的改变与其部长们振笔疾书研判,我们针对伊朗问题的严肃态度引起他的关注。

隔天,我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也针对贸易问题采取直截了当的态度。尽管温家宝的头衔较低,仍是中国主要经济决策者。与胡主席不同的是,温家宝似乎很乐意即席交换意见,还直接为中国贸易政策辩护,他说:“总统先生,您得明白,无论上海与北京有多繁华,我们仍然是开发中国家,全国有三分之一的赤贫人口……这比美国的人口还要多。您不能指望我们采取相同的政策,因为那只适用于贵国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

他所言不无道理。尽管中国经济出现显著成长,一般家庭——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家庭——收入仅高于美国最贫穷家庭。我努力站在温家宝的立场思考:不仅要整合横跨信息时代与封建主义的经济体,还得创造足够工作机会,满足南北美洲人口总和的需求。若非我知道温家宝等中共高官习于把国家合约与特许执照转让给家族成员,还把数十亿美元资金存入海外账户,我可能会更同情他。

当时,我告诉温家宝,有鉴于我们两国之间庞大的贸易不平衡,美国无法再忽视中国操纵货币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中国若不开始改弦易辙,我们就必须采取报复手段。听了这番话,温家宝便换了个方法,建议我只要给他一份清单,列出我们希望中国多加采购的美国产品,他会再想想办法(他特别有兴趣纳入军事与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基于国安理由,自然禁止向中国出口)。

我表示,我们需要整体结构上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东一点西一点的让步,而在我们一来一往的交锋中,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市场摊位针对生禽价格讨价还价,而不是在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谈判贸易政策。我再度体认到,对于温家宝等中国高层而言,外交政策依然纯属一场交易。他们的让利与获利多寡,并不取决于抽象的国际法原则,而是取决于对谈判方实力与筹码的评估。只要没有遇到阻力,他们就会予取予求。

本篇文章由商业周刊提供,全文节选自《应许之地:奥巴马回忆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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