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霍霍向“野狗” 澳大利亚土著如何遭殖民者大屠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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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底曝光的至少23起澳大利亚军人残杀阿富汗平民之暴行,导致包含儿童在内的39人死亡。尽管此暴行招来诸多抨击,但部分澳大利亚人意图将该举动淡化为战争狂热般的错误而已,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便直言不讳地抨击这根本是“包含澳大利亚人在内的西方人,持续紧握着种族幻想以为自己在阿富汗斯坦打一场‘良善战争’(Good War)”,揭破了欧美与澳大利亚俱想回避的种族主义丑恶。

阿富汗人民并非澳军人种族残杀下的唯一受害者,最先的苦主乃栖居于澳大利亚土地上的土著民族,他们的苦难自白人登陆那天以后便没断过。对澳大利亚土著来说,起码受到白人殖民者的肉体迫害、土地与财产迫害、以及文化与精神迫害等三重折磨。首先,面对具有生产工具与武器优势、同时又带来众多未知病菌的白人,已至少在澳大利亚居住达五万年以上的土著根本毫无抵抗能力。

自从1770年英国船长库克(James Cook,1728─1779年)登陆澳大利亚以后,陆续涌来的白人殖民者便造成当地土著民族的苦难,令受尽白人疾病与武器威胁的土著几乎濒临灭绝。(Getty)

土著们原本以为可以与白人和睦共处,没料到白人带来的天花、水痘、白喉、梅毒等疾病大肆摧残部落人口。光是1790年的天花大流行,就致使原本有25万人之数的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仅剩约12万多人幸存。但更具毁灭性的是殖民者根深蒂固的种族敌意,令土著根本不被当成人类看待。这从白人殖民者们咒骂缺乏私有财产观念、不时踏入农场“窃取”牲畜与农作物的土著是“强盗”、“野狗”等词汇可见一斑。此外,殖民者们为了抢夺水源、土地、劳力甚至解决性需求,不时明刀明枪地杀害与掳掠土著人口,这都严重冲击澳大利亚土著的生存。

例如在1833或1834年,波特兰海湾的“说服之地”(Convincing Ground, Portland Bay)爆发殖民者为抢夺捕鲸场而屠戮贡地杰马若人(Gunditjmara)的凶案,起码有200名土著惨遭杀害,只有两人幸免于难。1846年,两名白人殖民者咬定土著“偷走”羊只,竟前往杜拉利溪上游(Dourallie Creek)的敦盖提(Djangadi)族部落中枪杀了60人,死者中不乏妇孺,显见殖民者的凶残。

这幅1852年所绘的《骑警与黑人》(Mounted police and blacks)版画,记述着1838年1月英国骑警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残杀土著的惨案,是为“滑铁卢溪大屠杀”(Waterloo Creek massacre),当时可能有50名土著横遭屠戮。(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还有1859年在新南威尔士州,一名白人绑架土著妇女,被妇女所处的部落报复杀死,结果白人殖民者竟以此为借口杀戮了至少400名土著,是为“医院溪大屠杀”(Hospital Creek Massacre)。1928年,牛牧场帮手弗雷德(Fred Brooks)因拐带土著妇女而遭杀死,发现其尸体的白人警察遂组织起报复性的大屠杀,起码杀戮了200名瓦尔皮瑞人(Warlpiri),是为“科尼斯顿大屠杀”(Coniston massacre)。讽刺的是,率领这回屠杀的警员默里(William George Murray,1884─1975年)不但未受到任何究责,还拥有一个让土著们怎么样也笑不出来的职衔:“土著保护者”(Protector of Aborigines)。

至于最惨绝人寰的悲剧,当属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的灭绝。自从1803年英国开始往时称范迪门之地(Van Diemen's Land)的塔斯马尼亚岛流放罪犯以后,塔斯马尼亚人便开始被系统性地驱赶捕杀,以及被疾病夺去性命。雪上加霜的是,担任该岛总督的乔治.亚瑟(George Arthur,1784─1854年)竟以一名成人5英镑、孩童2英镑的价码,奖励殖民者掠杀土著。接着在1830年,乔治.亚瑟派遣约2,200人,组成超过300公里广的“黑线”(Black Line),开始扫荡杀害能找到的塔斯马尼亚人,媒体甚至还反控塔斯马尼亚人是骚扰白人的“侵略者”,在舆论上声援这起有计划的屠杀,导致塔斯马尼亚人仅剩约数百人存活。

1869年,最后一名塔斯马尼亚男性威廉.连恩(William Lanne)死于霍乱;1876年最后一名塔斯马尼亚女性、同时也是威廉之妻的楚格尼尼(Truganini)也因病死去,死后其尸骨还被英国皇家塔斯马尼亚学会(Royal Society of Tasmania)挖掘出来解剖展览,根本不得安宁。就这样,原本人口可能满万的塔斯马尼亚人,在短短73年内被侵害至绝种,其语言与文化几无传承下来,实是人类文化的惨重损失。而创造“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的波兰犹太裔律师莱姆金(Raphael Lemkin,1900─1959年),便将塔斯马尼亚人的悲剧列入种族灭绝的典型案例之一,可见其灭亡多么怵目惊心。

除此之外,殖民者还以下毒、追逐猎杀、或怂恿土著斗殴作为娱乐。这种种的屠戮,导致澳大利亚土著从18世纪末的30万之谱、减少到1944年的71,895人,减少比例超过四分之三,其中多达24,881人是白人与土著的混血。而且这些屠戮惨剧,在后世学者的爬梳中被证实,多半是政府有意、授意且指挥发起的行动,绝非少数民间白人的个别行径。

但教人气愤的是,如此鲜血淋漓的历史,仍有抱持种族偏见的人士企图否定。例如早期白人将土著的濒危归因于上帝的旨意,抑或根据社会达尔文思想蔑称土著是“注定灭绝的种族”,丝毫未反省正是因自身的枪炮与疾病才杀死了土著,否则生活在澳大利亚五万多年的土著怎会在数百年内遽然锐减至濒危?即使在20世纪,仍有少数学者声称澳大利亚土著的减少与塔斯马尼亚人的灭亡,是因为他们本来就走向衰亡,故绝不能把“善良”的白人殖民者看为凶手。连澳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都曾于2020年6月脱口说出“澳大利亚没有奴隶制”,结果招来强烈抨击。这些说词,既美化了澳大利亚殖民者的建国史,也合理化了白人基于夺取土地与女性的动机杀死土著的举措,从而豁免对今日残存土著有任何道德与物质上的赔偿责任,亦在精神上树立“白澳”的种族大纛,可谓十分残忍。

尽管在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开始反思迫害土著的错误过去,但直到1967年才正式废止拒绝统计土著在全澳人口之内的宪法第127条,恢复了自土著身上剥夺走的公民权,更迟至2008年才由时任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正式向土著道歉。但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于2017年特意指责,允许州政府禁止特定种族选举众议员的澳大利亚宪法第25条、以及允许众议院针对特定种族立法的宪法第51条第26项仍在施行,这“本身引起了种族歧视问题”。

最关键的是,迄今澳大利亚政府仍未就数百年来杀害与同化土著之事,正式向受害者后代作出实质性赔偿。澳大利亚媒体亦坦承“系统性种族主义”仍是阻挠土著提升地位的主因,这都造成土著的自杀率、失业率与犯罪率远远高于白人。因此,倘如仍有人想轻描淡写地带过澳大利亚残害土著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罪行,不妨去问问这些受害者:会否同意将这群高倡“民主自由”口号的人们称为带来文明与和平的使者?相信历史已给了非常有力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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