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问题为何在中日间骤然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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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2月中下旬,在中国防长魏凤和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和众议长大岛理森等人的电话会谈中,“钓鱼岛问题”的相关字句连续出现。困扰中日的钓鱼岛问题显出了升温之势。

问题也随之而来,近年来逐渐降温的钓鱼岛问题为何又引发风潮?这与部分日本活动家的小动作有关。

钓鱼岛近海的风波牵涉了中日及两岸三地,点击看解说

在2020年5月8日至10日间,中、日海警船均在钓鱼岛西南12公里水面发现了日本“渔船”前往“作业”,中方公务船随即对日本“渔船”采取驱离行动。但此番被中方“驱离”的并非普通日本渔民,而是自2012年以来第六批前往钓鱼岛水域的右翼活动家。

根据日方资料,在2013年时,日方活动家曾四次抵近,在2019年也有一次类似尝试。但他们都被逼退。同样,中方也在2012年8月的“启丰二号”登岛事件后严控类似活动家。双方在对峙期间,以实际行动确保了公务船以外船只不得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

但日方活动家仍不放弃,到6月21日,第七批右翼活动家又分乘两艘渔船,前往钓鱼岛水域“作业”,他们随即被四艘中国海警船监视并包围,在对峙四小时后,便返回港口。这一看似失败的行动也是日本右翼人士更大规模动作的开始。

2016年8月初,中国曾派遣数百艘渔船,十多艘公务船前往钓鱼岛外海水域进行作业、维权等活动。但这一大规模行动终究是有所克制的。(日本外务省官网)

6月22日,即中国海警船第七次逼退日本“渔船”后,最靠近钓鱼岛的日本冲绳县(即琉球群岛)石垣市通过议案,将该岛所属行政区划从“登野城”变更为“登野城尖阁”;6月25日,此前被驱离的活动家又在东京众议院举行“钓鱼岛渔获试吃会”,席间播放渔船被中国海警船驱离的录像,下村博文、稻田朋美等自民党右翼头面人士均出席并“谴责北京横暴”。到10月1日,随着石垣市正式宣布“修改”了钓鱼岛所属“行政区划”,并向东京要求“登岛”,问题也因此逐级升温。

对此,北京希望东京方面能留意钓鱼岛问题周边的异变。中方深知日本于1947年在同盟国军事占领时期制定了《地方自治法》,导致东京无法干预地方政令。但北京仍希望东京能严加约束。对此,中国外长王毅在11月24日、25日间还专门向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首相菅义伟谈及了这一点。

相对于中日海警的对峙,东京和北京方面都深知钓鱼岛近海的渔业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被日本远洋船队捕捞一空,当地每年渔获无非维持五六条渔船。(路透社)

遗憾的是,王毅谈及的细节终究成了日本的忌讳,东京媒体到11月27日即发表报道,称自民党部分议员批评茂木“懦弱”,“不能当场驳斥王毅”。12月上旬,石垣市和冲绳县当地议会召开每月例会,当地右翼议员也展开活动,石垣市议会即在12月14日要求“登岛设置界碑”,冲绳县方面对石垣市也表示支持。这一系列活动引发了北京的注意,于是就有了中日政界、防务界人士在14日到15日之间的一番对话。

当然,石垣市的活动家们不会得到登岛许可。日本当局早在10月就以周边局势为由拒绝了其申请,日本官房长加藤胜信还在12月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日中关系是日本重要的双边关系”为由,再次解释日本不应轻举妄动。

但无论如何,日本右翼人士对中日关系回暖的不满终究不容忽视。在中日经济地位转变的当下,部分日本贫困地区正在成为日本右翼人士积累政治能量的重要一环:人口接近五万,半数生活贫困的石垣市正是如此。

考虑到新冠疫情下,部分日本民众受西方舆论影响,认为中国“引发疫情”,不只影响经济和日常生活,还导致东京2020奥运会被迫延后。在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恶化之际,中日间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各种龃龉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潜在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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