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欧洲 俄罗斯文化中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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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代以来,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体系传承不断,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列为佛教三大分支,迄今尤以格鲁派(黄教)的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为藏传佛教执牛耳者。2020年12月16日至17日,台北故宫举办“转世利生-十七世纪以来的活佛体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政大民族系教授蓝美华发表《藏传佛教在俄国的递变与发展》,谈到在今日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与布里雅特共和国等地均有不少藏传佛教僧侣与信徒。为何远在里海之滨的卡尔梅克会有藏传佛教信仰,并成为全欧洲大陆唯一以佛教信仰为主的地区?

荷兰地理学家尼古拉斯.威特森(Nicolas Witsen,1641-1717)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绘制的蒙古族,左起依序为雅库特人、卡尔梅克人、汉特人,以及鄂温克人(通古斯)。(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遭侵攻失去牧场的土尔扈特 西迁亦不忘信仰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李明滨指出,藏传佛教在俄罗斯的传播可分为西、中、东三个途径,其中西路为17世纪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人先祖)西迁所造成。13世纪起,卡尔梅克人开始接触传入西藏的佛教密宗(后称藏传佛教),到16世纪80年代,已在内、外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土尔扈特部在赛音特尼斯墨尔根特穆纳的倡导下率先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且在原牧地修建藏传佛教寺庙—却进庙(护法神庙)作为弘扬佛法的基地,寺中同时供奉释迦牟尼、宗喀巴等铜制佛像与各种佛经、法器,并设立医学院、时论学院等几所学院,显示藏传佛教在该部西迁前已达到一定的规模。

自从朱元璋于1367年遣徐达、常遇春北伐、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市)后,元朝势力逐渐退往塞北地区,史称“北元”(1368—1388年),但在常遇春、蓝玉等明将持续追击下,北元不仅国力快速衰弱,并陷入内部权力斗争,最后蒙古不仅不再使用帝号、谥号、年号,连“大元”国号被废弃,北元朝正式结束,东、西蒙古之间的战争纷争从未结束,作为西蒙古(又称瓦剌或卫拉特)一支、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额济纳河北面,今新疆伊犁州塔城地区)一带的土尔扈特部,始终以强硬的姿态与东蒙古(鞑靼)分庭抗礼,甚至扶植自己的蒙古大汗与东部抗衡。

而后由于土尔扈特蒙古内部为争夺太师之位发生内哄、元气大伤,加上东蒙古、漠南蒙古见其势弱加紧对他的征伐,使其丢失了杭爱山以南、控奎、扎卜罕河流域的牧地,退至阿尔泰山以西,又在沙俄入侵巴拉宾地区与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分别侵攻下继续西迁,为寻找新的游牧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土尔扈特蒙古朝里海方向派出派出队伍,探知该地有片位于伏尔加河与厄姆巴河间的无主地,便于明崇祯元年(1628)在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以土尔扈特部为主,协同一部分和硕特部和杜尔伯特部,共5万户、25万人离开故乡塔尔巴哈台展开大规模迁徙。历经两年的长途跋涉,沿途征途诺盖、哈岱、吉卜恰克、吉格森等鞑靼部落,终于1630年到达伏尔加河。

1640年9月,东西蒙古部落诸王公在准噶尔(今新疆塔城一带)会盟,和鄂尔勒克率其子还万里赴会,在会议上制定了《卫拉特法典》,规定藏传佛教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从1630年至1771年渥巴锡率部返回中国的140余年、历经八代汗王的统治,到达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并未忘记发展藏传佛教。阿玉奇汗时期(1669—1724年在位),先后8次派出使团前往西藏礼佛,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甚至高达500余人。据当时文献记载,伏尔加河两岸共建有10座藏传佛教庙宇,僧众约有1万人,最多时达2万之众,平均每间庙的僧侣人数都在上千人以上,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当地的繁荣,从此深植人心。

自土尔扈特蒙古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经历八代汗王的领导,在当地共兴建10座藏传佛教寺宇。(《新疆宗教研究资料》)

决定东归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王力指出,随着藏传佛教在当地繁荣兴盛,僧侣享有特权地位,生活却日益腐化,例如酗酒、崇尚以昂贵的狐狸毛皮当作衣料,好色成风、以与他人的妻子通奸为乐,削弱了其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此时,俄罗斯帝国逐渐向伏尔加河一带扩张,为削弱当地土尔扈特蒙古的势力,沙俄除进行政治、军事等威逼利诱外,还利用宗教手段进行分化瓦解,即使用金钱、爵位诱使包括土尔扈特部统治者与大量民众脱离藏传佛教、皈依东正教,并由政府拨给土地、兴建村庄和教堂,特别是“登记服役”,也就是在政治身份上脱离蒙古汗王统治、入籍俄罗斯。

面对土尔扈特部严重的改宗危机,阿玉奇汗曾与俄国政府于1673年、1677年、1697年签订专约,承认土尔扈特部族人只要接受东正教,就有权迁往俄国,并优先迁往顿河流域。同时,还以强制手段使皈依者返回土尔扈特蒙古。然而,俄国统治者也不是省油的灯,在阿玉奇汗逝世后的1731—1732年间,俄国政府鼓励成千上万的顿河哥萨克举家迁徙到伊罗夫里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居住,并为此建立了伏尔加河的哥萨克军队。哥萨克人居民点的扩张,使土尔扈特人传统游牧区缩小,该地居民的生住逐渐恶化,造成双方经常发生公开的冲突。加上沙俄对该部无止尽的征兵出征邻国(征兵减税政策),使“土尔扈特部众死者七八万”,税赋又未见减少,严重破坏生产力。即使1741年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1709—1762年)发布命令,宣布佛教为官方承认的宗教之一,同时免除喇嘛税赋,但渥巴锡汗(1742—1775年)仍于1771年发动武装起义,决定率部东归。

从“土尔扈特”到“卡尔梅克”

由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9年下旨在圣彼得堡兴建,落成于1915年的欧洲首座佛教寺庙—贡泽乔伊内扎仓(Datsan Gunzechoinei),成为藏传佛教在欧洲传播的文化中心。(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771年,渥巴锡率领在伏尔加河下游生活的20余万蒙古人出走,以损失10万余人的代价,历时8个月回到了新疆时,只剩下9.6万人。有说法称,由于当时伏尔加河未结冰,住在河西岸的部落未能顺利渡河,同时又受到俄军的追击被俘虏,成为留在俄国境內的“卡尔梅克人”。无论是来不及撤离或少部分不愿随渥巴锡东归者,土尔扈特部实力大为削弱,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年)遂于同年10月颁布关于废除土尔扈特汗国的命令,同时取消了“汗”与“汗国总督”的称号,让建立于伏尔加河流域已逾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汗国不复存在,从此卡尔梅克草原变成沙俄的一个行政区,由阿斯特拉罕军事省省长管理。1834年,沙皇尼古拉一世(1796—1855年)批准《卡尔梅克人管理条例》,佛教教区完全归沙皇政府管辖;1853年又通过《神职人员法》,规定佛教徒的活动、限制可建造的寺院数量。

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年)下令在圣彼得堡建立欧洲第一座佛教寺院—贡泽乔伊内扎仓(Datsan Gunzechoinei,1915年完全建成),以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年)关系良好的布里雅特喇嘛阿旺.洛桑.德尔智(1854—1938年)为首任主持。李明滨认为,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圣彼得堡就有各种教堂与寺院600座,但该寺却是唯一的佛寺,突显其非凡的地位,成为藏传佛教在俄国最终立足的标志,而藏传佛教也影响了俄罗斯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佛教教义亦逐渐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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