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示威年末不散 印度的三农问题与中国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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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印度政府9月通过农业改革法案以来,农民示威便越演越烈。愤怒群众由旁遮普邦一路涌向德里,参与团体除农民工会外,也扩及运输工会的卡车司机们。继年初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动乱后,年末的印度再现大规模示威,莫迪(Narendra Modi)的第7年执政由此笼上阴影。

此次骚乱起于农民对三项农业改革法案的不满。政府在提高农民收入、活化农业市场的考虑下,规划了新交易平台,让农民直面消费者、免去中间商盘剥与税赋、打破邦际农贸壁垒,并辅以电子化交易系统,松动了过往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与农业平台(Mandis)交易局面,引入了市场化力道。

然而这般信息传到农民耳中时,成了“政府将要废除Mandis制”、“Mandis所衍生的最低采购价格(MSP)制将不复存在”、“未来若有纠纷,农民个体在法院无法战胜大公司”等负面标签,政府尽管频频解释“Mandis制不会废除,只是让农民有更多选择”、“MSP仍会存续运作,但新制让农民有机会以更高价格成交”等,农民怒火仍从四面八方涌向了莫迪政权。

2020年12月22日,印度孟买,不同农民组织的成员在抗议新农业法时高喊反政府口号。印度农业部长纳伦德拉·辛格·托马尔(Narendra Singh Tomar)星期二重申了莫迪总理上星期提出的建议,即印度政府愿意解决数万名农民的担忧。这些农民堵塞了主要公路,抗议新的农业改革法。(AP)

如此发展,一来受政党斗争格局影响,毕竟除了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与Jannayak Janta党(JJP)外,多数政党皆支持农民上街抗议;二来莫迪此番改革动摇了多数富农、地主与中间人(arhtiyas)利益,更冲击各邦固有的农业保护主义,而对长年受剥削的农户而言,其已根深蒂固认为市场化为农民之大敌,双方因此一拍即合,促成此次示威。

截至12月30日,示威农民仍在印度首都周边扎营,并提出撤回农业改革法案、另立新法彻底落实MSP制、确保国家的常规采购系统不变、中央将农权归还与下放各邦等要求,明显是在农民示威的躯壳下,暗渡了地方邦、Mandis、APMC、MSP共构的政经权谋。农民团体虽于30日与政府展开第7轮谈判,却仍坚持己方要求。

印度身为世界第二大产粮国,可耕地面积高于中国,米麦年产量却仅有前者的三分之二,每公顷粮产量更不到中国二分之一。缺乏活力的大规模农业下,寄宿着大量贫困人口,折射出印度工业化程度缓步不前、高技术人口外流的窘境。莫迪此次虽想冲破结构束缚,却因中印在历史上的迥异发展,而注定要受重重掣肘。

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在新德里郊区的德里-哈里亚纳邦边界,抗议的农民领袖在为期一天的绝食抗议中高喊口号。印度成千上万抗议农民呼吁周一举行全国大罢工,这是一周内的第二次,目的是迫使印度废除三项有关农业改革的新法律。他们说,这些法律将压低农作物价格,损害他们的收入。(AP)

土改的有名无实

综观中印近代农业发展,两国的首要差异,便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上。

中国在近代有过三次“平均地权”的相关改革,分别是1950年至1953年的土改,1978年至1984年的“大包干”,以及1997年至1999年的“三十年不变”延包政策,其中土改更以极大的暴力化程度,完成了地权的平均化。根据统计,1950年土改初期,人口占比4.75%的地主掌握全中国近38.26%的耕地;1954年土改结束后,人口占比2.6%的地主仅有2.2%的耕地,人口占比52.2%的贫雇农,则握有全中国47.1%的耕地。

而土改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其首先瓦解了农村行之有年的地主结构,进而大规模改造了中国的下层生态,不仅税赋与政令得较过往畅通,中央亦在“统购统销”与“集体化”的骨构下,自农村提取积累,推动了工业化进程。60年代起,政府又以“自留地”、“拾边地”、部分开放集市贸易等方式,逐步放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其自集体化中渐次退出,并在80年代后,借农村的收入与市场崛起,带动了中国的生产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1950年浙江省嘉兴镇东乡农民土改胜利完成后,农民高彩官和家人一起看领到的土地证。 (新华社)

然而印度虽也在冷战时期受苏联资助、推动土改,却未如中国般收效。1947年,印度自英国殖民下独立,国大党随即着手推动土地改革进程,于1953年成立了土改委员会,又于1959年1月通过土地限额制,意欲瓦解地主阶级。然而国大党此举首先就遭到了支持者拒斥,毕竟其成员本就以上层知识分子、殖民精英官僚、富农、地主居多,可谓从血统上就注定了土改难以贯彻。

其次,印度看似为统一大国,实则是独立性极高的各邦聚合体,中央政令推行极难贯彻地方。以1959年的土地限额制为例,各邦的土地限额规范互不相同,甚至还与中央反向而行,自定义例外条款,将诸多农场划为不受土改规范的化外地,不少地主甚至控告政府征地,诉讼经年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印度勒克瑙以南180公里(112英里)的法特普尔地区,印度农民拉姆·辛格·帕特尔(右)正在他的田地里和其他人一起工作。(AP)

结果印度推行土改多年,最终只在名义上废除了英国殖民时留下的柴明达尔制(Zamindar system),看似打击了由中间人层层剥削底层农民的转租制度,实则是以补偿金形式,取消其在自有地外的征收权,但又允许其以“自营”名义保留大量耕地,使其维系了在农村的实质统治地位。

到头来,地主与富农的影响力仅被土改略为削弱,印度至今仍有86.2%的农民以面积不到2公顷的土地维生,不到人口1%的富农与地主却手握人均10公顷以上的阔野,坐拥几百公顷耕地的超级地主则成了农村之王,不仅有私人武装维持地方秩序,甚至保留行使初夜权的骇人旧习。莫迪此次改革虽未涉及土地分配,却引入了市场化力道,欲让农民略为挣脱各邦地主、中间人、富农的共同宰制,形同变相削弱了既有权力结构,自要遭遇抵制。

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印度勒克瑙以南180公里(112英里)的法特普尔地区,农民拉姆·辛格·帕特尔的妻子坎蒂·德维在家里为家人准备早茶。(AP)

贫困人口成为工业化阻碍

而在农村转型上,中印的发展路径更是有所不同。

中国农村早期扮演了国家的发展后盾,既以己身喂养了工业化进程,更在城市化遭逢挫败时,化身蓄水池承接多余的回流劳动力,1960年代前后的“知青下乡”即是此一力道的时代反射。

然而经历80年代的乡镇企业就业、90年代的民工潮后,中国的城市改革逐渐停滞,农村过剩人口已难转移,但城市仍不断提取农村剩余。而相较过往的纯粹工业化,如今的中国农村还面临金融化过度榨取的新威胁,例如2019年的山东“合村并居”争议,其根源便是地方的严重债务危机,迫使政府借由征收耕地转为房产建设来缓解。与此同时,市场对农业主产品的需求亦同时下降,价格波动由此加剧,中国农民因而面临土地、收入的巨大压力。

2015年2月9日,由2300多名江西、安徽和重庆籍农民工及1600多辆摩托车组成的一支返乡“铁骑大军”从福建沿海外来工主要输入地泉州、福州等地同时踏上返乡行程。(新华社)

但印度的农村困境却是另一种样态,那便是连推动国家工业化都有问题。印度虽有MSP制度,但其只保证了23种农作物的价格,且在现实生活中,其实践正如当年有名无实的土改,仅保障了6%的农作物售价,各邦之间又有农贸壁垒,多数农民仅能被迫承受区域内的大规模剥削。故在此次改革中,其展现了对市场化的极大反感,并要求政府立法彻底落实MSP制度。

此外上述现象导致农村底层极度脆弱,农村人口出生率又相对居高,无地无雇的农民数量因而飙升,贫困人口只能不断涌向都市,最终衍生出一片片黄赌毒蔓延的贫民窟。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卡在两头压力间动弹不得:农村贫困人口众多,耕种方式仍有“人犁”这般原始途径,农产量增长缓慢,能供工业化提取的剩余自然就少;城市的贫民窟一来难以化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来其占据了铁路、公路、河道旁的城市公有地,致使政府诸多工程窒碍难行,城市化与工业化可谓遭受双重围堵。

对中国而言,历次改朝换代多发自农民革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当是立国之本,在12月28日至29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席习近平便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更提及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落实耕地保护制等重点;于印度来说,农业改革应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第一步,然而印度受限历史遗留的结构障碍,这条改革之路,势必要走得更为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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