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重整中美关系 美国应对中国挑战大势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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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旬,随着进入白宫的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带着一群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的幕僚重返白宫,大举废除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代留下的政策与法令,华盛顿的风头似乎正随之调转。在西方观察家眼中,积极重返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制的拜登当局或有可能与中国有望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抗击新冠疫情等议题上“携手合作”。

从北京的角度看去,华盛顿城头大王旗的变幻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中美之间的大势不因个别人物发生具体的转移。虽然北京在外交语言中强调此前的风波是“美国当政者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严重偏差”,以致“把中国视为所谓最大威胁,并由此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对华政策”,可北京早就明白到美国两党在”遏制中国“这一点上已存共识,其差异仅在于手段不同。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1年加入世贸时只及美国13%,到2021年的今天已增至超过七成,未受特朗普的贸易施压打击,美国对这个快速崛起的竞争对手进行打压遏制,以继续维护美元霸权、主导多边规则、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是长期目标,而中国成为美国最大挑战的这一现实更是一目了然。

拜登团队的对华态度似有缓和的一面,点击看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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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美利坚的产业基础

自2020年初至今,美国正在面临其国内包括新冠疫情、族群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使得它在面对北京时难免会出现相当的惯性甚至滞后性。但总的来说,2018年以来的“贸易战”已让华盛顿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现状,进而继续判研要如何处理中国作为美国挑战者的问题。

以美国科技界元老、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盖茨(Bill Gates)为代表的美国产业界人士认为,中美之间仍可以藉美国生产的“喷气式发动机、娱乐产业和昂贵的芯片”而相互受益,因为华盛顿的施压可能会“强迫中国自己制造芯片”。

盖茨等人的忧虑可能早已变成现实。当特朗普当局试图在短期之内通过恶化中国的贸易环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打压中国国内和国外相关产业链,希望中国从高科技领域退场时,中国经济的强韧性却让美国努力两年也未能引发经济紧张。

拜登当局正面对着TikTok问题的残局,它也是此前的中美贸易战的写照

当中国开始自己制造核心元件,而非以“造不如买”的态度应对现状时,更是对美国有害。如果中美因地缘政治因素而建立起两个独立的技术体系,硅谷的利益将直接受损:此举既会令美国公司丧失全球最大市场,也会为美国自己培养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并引发科技战之后,中美之间的共同产业基础,如半导体、微电子、发动机等开始松动,中国企业从产业链上游的美国企业的采购过程愈发困难,致使中国不得不补全自身产业基础,包括集成电路、发动机、燃气轮机、精密仪器仪表等一系列中国缺少自主智慧财产权和议价能力的技术。

此前,中国原已在进行的产业升级已使之愈发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对美国造成竞争压力,华为等企业甚至当上行业内的规则制定者,包括在5G通讯、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华为身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商,在四百多个标准组织、产业联盟、开源社区等占有重要地位。该公司还在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IIC)、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标准协会(IEEE-SA)、宽带论坛(BBF)、欧洲电信标准(ESTI)、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NCF)等重要组织担当领导职务。

中国科学家近年来虽然在第三类存储技术等领域有突破,但目前半导体技术的很多基础研究及相关专利仍在美国一侧。(新华社)

当然,中国不止一个“华为”级别的企业,也不止“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5G)一个具备领先地位的产业。虽然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中国的芯片制造商仍然处于中游位置,在算法理论和开发平台领域,中国国内也缺乏经验,发展较为缓慢。但在应用技术领域,中国的实力正逐渐比肩欧美,譬如在人脸识别算法方面,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从2018年开始,就在人脸识别算法测试(FRVT)等国际比赛中取得领先位置,中国应用技术的领导地位正在逐渐确立起来。特朗普的种种施压更加速了此一发展。

除了技术领域的变化和调整,中国还试图在制度上呈现领先的一面。此前,中国曾在2016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减少60%至65%的碳排放强度。到2018年3月,中国政府即宣布已完成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北京还开始在2020年加大太阳能、风能以及光伏发电等非化石燃料领域的投入,种种迹象显示,中国试图成为新能源时代的领军者。

至此,在全球资本加速向中国流动之际,外界或许可以进一步明确一个现实,即中国就是美国的挑战。

大趋势下的新话语

进入2020年,惯于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的特朗普因败选下野,美国大资本青睐的拜登当局上台,反对“中美脱钩”,“坚定主张中美接触”的美国政界、财经界和高新产业界人士都暂时松了一口气。

特朗普时期的风波,让中国似乎找到了在局部环境下撇开美国,重建供应链的手段

但对已在此前数年里见识过美国在产业链上的打压、封杀等激烈手段的北京来说,这种人事变更的意义或许终究只在于调整“遏制中国”的方式与方法。中国对美国虽仍需要采取相对低姿态加以应对,但其挑战者身份就像房间中的大象一样无法隐藏。

对此,拜登已经在去年12月4日接受采访时强调不会立即采取行动去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美国近一半产品征收25%关税的措施,还称要与其“亚欧盟友磋商,制定连贯的策略”。加之拜登任命素以对华强硬着称的罗森柏格(Laura Rosenberger)进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和亚洲事务,华盛顿已经展示了足够的锋芒。

对此,环顾近期北京外交高层人士的言论和观点,外界也能发现一些相对明晰的迹象。从去年12月开始,包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副部长乐玉成以及国务委员杨洁篪等人都曾就中美等大国关系发表过关键言论,形成一些初步看法。在其中也能发现近几年来中美关系与美国政情的折射。

2020年12月5日,乐玉成在一次智库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中方“尊重美国的社会制度、核心利益,从不干涉美国内政”,亦强调北京“无意挑战美国,更谈不上取代美国”,中方希望美国“尊重中国人民对自身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14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能指望中国永远贫穷落后”。这是贸易战期间美国对华极限施压之中中国理性低姿态回应的基调。

相对于乐玉成、杨洁篪等人,王毅是在2021年的一系列外访过程中发表其言论的

2021年1月16日,中国外长王毅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则展示了中国外交在大国关系上的总路线。在牵涉大国关系的“新型国际关系”上,王毅明确提及了“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引领中欧关系提质升级”和“推动美方对华政策回归理性”的三大层级,当中美已经排到主要大国关系的最后列时,其意义自然不容忽视。这种优次先后的微妙变化显出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新角度。

中美关系的精髓似乎也恰如美国政治,都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而在拜登的幕僚中,希望中美妥协、各退一步的人也不在少数。譬如即将在拜登当局国安系统主理亚洲事务的美国外交耆宿坎贝尔(Kurt Campbell)就在1月14日于美国“亚洲协会”的讨论会上指出,中国固然不会“改变制度”,美国亦不会“撤出亚洲”,但双方仍有妥协空间。

包括谢淑丽(Susan Shirk)在内的很多资深专家也反对特朗普时期“反全球化”的美国经济政策。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和基辛格(HenryKissinger)甚至即席呼吁“中美必须找到打交道的方式”。

在华府政要们看来,拜登治下的美国及其盟友此后可能需要酝酿一种“竞争与和平共存”的环境,藉此“劝说”中国相信该局面对自己有好处:如果中国同意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那么美国或许会在国际分工、价值观等问题上都容忍其成长。这种局面或许也是动辄强调自身是国际秩序“有益补充”的中国乐于主动承认的。但这种妥协终究存在一个终极隐患,即中国的发展终究无法停止,中国在工业能力和技术创新乃至制度领域都在呈现其明显的独立性,不过这个“挑战美国”问题的爆发点也许就与拜登任期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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