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与牛津学者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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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家、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1月初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最新文章,分析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此文以《中国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为题,试图说明,中国正努力按照自身利益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按照拉纳•米特的论述,今日的中国力量是一种多变的动态力量,由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s)和技术实力(Technology)综合塑造而成。有评论认为,作者虽然没能完全逃脱西方舆论过往对中国批评的思维定势,但认识到了中国崛起的复杂性,已经是值得肯定的进步。就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多维新闻向作者提出了几个问题作为讨论,以下为米特回应,不代表多维立场。

多维:虽然中国国内媒体在翻译您的文章时,刻意忽略掉了“习近平”的元素,但其实您在文中,很突出地提到了习近平本人对于今天中国以及未来中国的作用力。比如您在文章中写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势领导风格对于理解今日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国的发展轨迹十分重要”。在您看来,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习近平本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拉纳•米特:中国正在发展一种集体主义和经济发展主义的政府风格。在这种风格中看不到自由民主的价值,它所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概念,还有就是中央强大非自由的政治控制。

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他在致辞中围绕如何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一系列中国主张。(新华社)

多维:您在文中以中国在雅典建设港口设施、在吉布提设海军基地以及5G技术为例,提出中国已经将全球野心和经济军事技术力量结合,发挥全球影响力,并指出“2017年中共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将确凿无疑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过去西方舆论不断抛出对“中国威胁”的担忧,近些年中国的国家实力也不断增强,更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些举动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威胁的担忧,那么在您看来,中共十九大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吗?

拉纳•米特:首先,我并没有在文章中使用“威胁”这个词。中共十九大的意义在于,中国明确选择扮演全球角色,西方世界则利用这一时刻来评估自己在哪些方面与中国有共同议程,例如气候变化。同时也评估在哪些领域与中国还存在分歧,如安全和知识产权等事项。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场合,让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尤其是美国、中国以及欧盟在现实主义问题(权力)和概念问题(意识形态)上表现巨大差异,重要的是,这些差异需要得到和平解决。

多维:您在文中写道,“中国不仅将自己视为1945年后秩序的新守护者,还将自己视为后殖民世界非西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继承者,这是北京似乎正在努力尝试但却不可能成功扮演的双重角色。”可否进一步阐述,为何以上提到的“双重角色”不可能成功?您认为当下中国国际秩序中正扮演什么角色?

拉纳•米特:一方面寻求成为1945年后世界秩序的奠基人,另一方面又同时声称自己是该秩序的破坏者,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你可以称之为对国际秩序的“薛定谔”态度——声称两者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但同时又致力于取代它。中国正在尝试与不同的受众对话。中国宣传自己是1945年秩序的创始人,这种说法更多是针对北半球;将自身塑造为发展中世界的代表,是针对南半球的受众。

多维:还有一个话题在中国国内有很大争议,那就是道路选择的问题。您在文中也提到,“中国的海外活动没有鼓励任何自由化或民主改革。支持中国的人认为,促进发展的中国模式比任何推崇自由民主的模式都更加灵活。”很多人会以疫情为例,来说明中国模式和制度的优越性,当然在疫情这样的危机面前,肯定是权力越集中越好,因为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您怎么看疫情对于中西不同制度和体制的考验?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疫情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

拉纳•米特:许多民主国家如新西兰、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等,都很好地应对了这场疫情。当然,越南等威权国家也做得不错。所以我认为政治制度和应对疫情成功与否没有必然联系。此外,除非病毒在全世界各地都得到控制,否则还不能下定论谁取得了最好或者最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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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经济模式,我们都应该向任何一个努力发展并改善了人民生活的国家学习。然而,鼓励公民自由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肯定是相互兼容的,我目前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两者是不相容的,因为有太多很明显的反例。

多维:您在文中也谈到了对于中共政治文化的理解,特别提到了“斗争”和“矛盾”。按照您的说法,“该党仍在使用‘斗争’等措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斗争’体现了黑格尔的观念,即冲突必须先于最终综合体到来。中共还经常提到‘矛盾’一词,这一概念是指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产生建设性的后果...这种措辞表明,虽然传统马列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如阶级斗争,已很少出现在当代汉语表述中,但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消失。习近平赞同这样一个事实,即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中国仍是一个现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希望呈现的整体成功叙事中,这种不平等被视为一个缺陷。” 我们知道,矛盾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即便西方世界也有“斗争”。因此,在中共意识形态中过分强调斗争性并暗示其危险是否有点不公平?

拉纳•米特:我并没有暗示所谓的“危险”,这是你想象出来的。我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中国也很认同这一点,从《求是》杂志上随便找一篇文章都可以验证。当然,任何社会都有“斗争”,关键是自由主义体系使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些斗争。我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那么普遍的时代,这是针对西方世界的。另外,还有许多斗争和矛盾并不激烈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和经济不平等,后者才是我在文中使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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