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华政策|澳大利亚仍在踌躇 日本寻得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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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实力日益增长、关键玩家的地位不断巩固,西方各大国近年来都开始著重调整对华政策,而计划统一西方对华阵线的拜登的当选,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多国调整政策的方向。

其中,英加都似与中国渐行渐远,前者是取巧寻找中间之道却效果不彰,后者因孟晚舟案不得已倒向更具领导力的拜登(Joe Biden);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则是决心走一条更独立的外交道路,拒绝“联美抗中”。

至于与中国同属西太平洋的澳日,又是另一种情况,前者正处于与中国激烈贸易战后的反思期,而后者是早已走出与华关系低谷,并预计延续现有道路。

澳将中国当顾客 美国当朋友

中澳去年(2020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交锋。虽然得益于中国经济复苏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在去年仅同比下降2.6%,但来自中国的投资却大降61%至10亿澳元,远低于巅峰时期2016年的165亿澳元。如此经济损失促使莫里森为中澳冲突灭火,他年初数次要求与中国对话以改善关系,却又在上月指维多利亚省与中国签订的价值15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毫无益处,似有撕毁之意,而这显然会阻碍中澳关系回暖。

做为一个三分之一出口依赖中国市场、与中国无领土争议的国家,澳大利亚却与中国爆发罕见程度的交锋。归根结底,还是澳大利亚作为身处亚太地区的白种人国家,其安全保障、移民来源和心理认同一直属于地理距离更遥远的西方,对中国迅速增长的移民、投资、政商影响力和区域主导力感到焦虑。

在中国2010年以来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后,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产生戒心的比例从半数一路走高至七成,认为“政府允许过多中国投资”,其心态类似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担心被日本买下的忧虑,而执政者亦是如此。2013年至2015年执政的自由党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总结中澳关系是“贪婪和恐惧”,2018年至今执政的莫里森形容“中国是顾客,美国是朋友。”

莫里森执政的去年,中澳关系降至低谷。(美联社)

但澳大利亚近年的对华政策,似是在恐惧之下全面转向朋友,而鲜少顾及顾客的感受。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2015年至2018年掌权期间大幅转变南海立场,跟随美国在南海航行,支持菲律宾将南海问题诉诸国际法院。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和媒体也著重强调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商学界的渗透和“一带一路”项目入驻其太平洋后花园的威胁。特朗普执政更是加深了澳大利亚对于区域内力量天平会朝中国倾斜的忧虑。

在对华草木皆兵的舆情下,特恩布尔于2017年底推出《反外国干预法》和《反间谍法》,直接用中文宣告“澳州人民站起来了”,以显示澳大利亚从外国势力中夺回主权。当然,完善防外国渗透的法律体系无可厚非,但特恩布尔过于针对中国,无益两国关系。

在特恩布尔的继任者莫里森2019年冒冷击败了“会拥抱中国”的工党后,澳大利亚继续此前对华政策,并终于在2020年疫情期间踩过界,因带头要求世卫调查新冠疫情源头而引发中国以贸易战回击。不过莫里森未及时反省失衡之处,而是进一步倒向美日,例如随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通过《对外关系法案》取得否决地方与外国签署协议的权力,直指维多利亚省的“一带一路”项目;赴日签订《互惠准入协定》进一步加强军事同盟联系……

中澳关系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中澳在贸易问题上波折不断,比如煤炭、红酒等。图为2020年11月4日,位于中国上海绿地全球商品交易港的澳大利亚的进口展馆。(Getty)

如今中澳关系进入冷静期,莫里森固然可以顺拜登当选的势,而降低对华攻击的分贝,但他真的决心调整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了吗?他虽在2019年大选前指出“澳大利亚可以站在顾客(中国)一边,也可以站在朋友(美国)一边”,但在中国看来,澳大利亚却并不有做到平衡,而是在多个问题上任由澳大利亚国内国外各种力量损害两国关系,乃至与美国站边,损害中方利益,最终导致中国以贸易战打破了“政冷经热”的状态。

中澳关系已经到了需要调整至下一阶段的时刻,而中国显然在这段双边关系中占据更大的主动权。对于可能在今年提前大选并连任、有望成为近年澳大利亚少见的“长命总理”的莫里森来说,澳大利亚无疑需要更谨慎地权衡利弊,更多地考虑“顾客”感受。

搁置争议共同发展才是正道

日本与澳大利亚制定对华政策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同样是“经济离不开中国,安保离不开美国”;两国情报等官僚系统长期与美合作较多,具有强大的亲美惯性;且中日之间还夹杂了历史因素和主权争议,以及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希望修改宪法承认自卫队、恢复其“正常国家”地位与中国的必然冲突。

不过,比起澳大利亚,日本已经历并走出了因中国崛起而引发的摩擦期。该国从2017年起再次遵守“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黄金准则,使双边关系走出因日本2012年将“钓鱼岛国有化”风波带来的低谷。

中日公务船缠斗钓鱼岛海域。(微信@海洋装备与公务船资讯)

外界普遍认为,安倍政府改变对华道路,一方面是因为他2012年上任后推行“价值观外交”以牵制中国的效果不如预期,另一方面是特朗普上任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对日本贸易逆差深感不满,让日本更倾向于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对冲美国外交不确定性的风险。

因此,安倍等大多自民党高层开始迅速扭转方向。自民党总干事二阶俊博2017年5月率代表团出席“一带一路”高峰会,此后双边关系随中国总理李克强2018年访日、安倍同年访华等一系列互访,进入了来之不易的温和期。也正是2017年以后,中日贸易规模更进一步,在去年日本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1.1%的情况下,也对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2.7%。

即使如今更具领导力的拜登接任,美日澳印四方会谈(Quad)愈发稳固,菅义伟预计也不会放弃安倍后期政策。例如他去年12月在“零重力峰会”(GZERO Summit)就指出,希望加强“美日同盟”,也希望同以中国为首的近邻国家构筑稳定关系。从菅义伟政府与香港、新疆等问题保持距离,也避免在靖国神社、钓鱼岛问题上生事,就可看出中日整个外交基调还是积极的。

去年11月25日,中国外长王毅(左)与菅义伟会晤。(美联社)

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与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发展,不全面倒向提供安全保障的美方,才是对自身最有利的选择;且自民党内部已接受了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事实,不再处处以“中国威胁论”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对外投资;安倍政府成效不及预期的“价值观外交”也已显示,日本难以在区域内广泛结成小团体制衡中国,尤其是现在东盟十国与中国经贸关系愈发紧密,南海问题的涉事方(菲律宾、印尼和越南)也与中国关系稳定,身为Quad成员的印度也在中印边界冲突消弭之后,被报导开始加速审批来自中国的投资。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固然会加强与Quad方面的联系,但却不是如美国所想的那样让Quad成为应对中国的武器,而这是将之视为一个供能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当然,澳大利亚三年一议会大选且党内外斗争激烈,导致领导人需要更加迎合选民情绪,而不像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且民众较为政治冷感。不过,为了长期利益,澳大利亚政府还是需要摒弃对中国的不理性猜忌,在中美之间走出一条更符合己身利益的道路。而澳大利亚越晚认识到中国是其搬不走的域内强国、以及该国未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离不开中国的持续发展,就越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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